从佛堂到展厅:空间转换下唐卡观看机制的重构

随着国家民族文化产业的推进,藏族唐卡向外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扩延,从相对传统封闭的家庭和寺院的佛堂,日益频繁地流转到藏地以外的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公共空间的展厅。空间的转换意味着,围绕"唐卡"这个视觉图像而形成的一整套观看机制,包括从观看空间、观看主体及其观看模式,乃至观看对象——唐卡其本身的内涵也都相应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重构。     

论县域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思路

县域新型工业化是通过新型工业部门和新型工业发展方式的发展来推进的工业化。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大力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面临着县域工业化基础普遍薄弱、对传统工业部门的依赖和对新型工业部门的迷茫、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稀缺、企业创新不足,获得的支持不足,地方政府的理念和政策转换慢以及缺乏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等因素的制约,要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包括充分利用在县域新型工业化中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创造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做好产业选择、加强产业链建设,并且国家要高度重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将县域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阵地。     

要素配置和市场规模作用下的高技术产业 发展差距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5—2014年统计数据,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呈快速发展趋势,内部差距最大的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尽管国外市场增长迅速,但国内市场规模对产业发展差距的影响更大。加快产业发展和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加强技术创新和进一步完善发展环境等。     

日本农险扶贫的政策机制与成功经验

日本农险扶贫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对日本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业进步、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以"农业共济社组合—农业共济社组合联合会—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为主的组织结构、以丰富种类、科学费率与灾损统计著称的内容体系以及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使得日本农险扶贫效应显著。我国的农险扶贫制度设计应充分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着眼于对组织结构、内容体系、政府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最终发挥出农险扶贫制度的经济效应。     

激活空间：城市传播中的动力机制形成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城市有机体”已经成为了集生活、娱乐、健康等多重取向的一个杂糅场域,城市的后现代转向亦让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城市传播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此,表明了城市传播从概念、属性和机理上对传播学的结构性重构,并借用传播动力学的相关理论,表明其受到以生存驱动的工作机制、行为驱动的消费机制、生活驱动的休闲机制、健康驱动的运动机制和居住驱动的圈层机制这五种动力的催化,并进而以激活多维空间为契机,建构了城市传播从基础、中观到宏观的动力核心进阶。     

认真对待无罪命题

刑事程序向来关注罪刑治理而边缘化无罪命题。然而,与定罪判定一样,无罪裁判也是刑事诉讼的一种自然结局。刑事程序的无罪命题是一个实践命题、制度命题和理论命题。立法与司法体系必须打造一种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保障公民不被误卷入刑事程序以及将被误卷入其中的公民及时解放出来,恢复其清白与自由。围绕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应当被构筑为一种自治、开放且富于反思性、执行力的制度体系,注重权力规制与正当程序控制,最大程度地实践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大宪章的精神实质。同时,必须反思无罪命题在中国的艰难展开,寻求价值观革新、制度变革与政策优化,完善无罪命题的程序治理机制,并注重微观行动与个案层面的努力。     

新政治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创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政治人类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新政治人类学适时而变,打破以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定义政治人类学的界限,将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权力",使得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无限延伸。新政治人类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政治现象,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人的精神、探寻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类权力的产生和异化等问题。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抓住了政治体系变革的关键,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类学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湘军具有与历代军队完全不同的节制机制,是一支以理学维系的新军系。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在其应对艰巨的经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礼为宗,以诚为心,以术为辅的治军经世之道。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