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著作权制度变革趋向的考察--以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主要功能为线索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与著作权制度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著作权制度的变革出现国际化、现代化、战略化的趋向,这对著作权制度的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

针对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的矫枉过正,本文从西方文化研究的现状、性质等考察,认为提倡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不过是对西学理路的曲意奉和,并为当下的私语话、感官化写作寻求话语庇护。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其结果,只能是理论纯度的降解和批评的文本化与独白化。文学理论只有在开放中坚守,在多元中自律,才能提高其外指性功能与有效性阐释。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及其评价

列斐伏尔强调日常生活具有平日的单调无奇性与某个瞬间的神奇性超越性的辩证统一,重视日常生活中非凡的革命瞬间.列斐伏尔认为,节日和革命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节日能增强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狂欢把日常生活节日化、游戏化,是对日常生活的颠覆,日常生活具有非日常意义,常与非常之间对立统一.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思辨成为总结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一份值得借鉴与参考的重要思想资料.     

试论北宋慢词的演变轨迹

北宋的慢词创作经历了一个不断典雅化的过程。柳永、秦观、周邦彦是北宋慢词发展进程中的三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词作分别体现了慢词从初创到走向典雅这一进程中的不同特征。通过对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感情内涵、表现手法布局结构、语言特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慢词在北宋的演变轨迹。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满意化”和“适应性”:西蒙有限理性思想探析

本文将从西蒙对有限理性认识的几个重要阶段入手,考察有限理性在西蒙学术生涯中的历史呈现形态,进而解析西蒙有限理性思想的完整含义。本文的基本结论:满意化和适应性是西蒙有限理性思想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启蒙精神规约下的文学“民众化”探求——以《文学旬刊》“民众文学”论争为中心的考察

以文学研究会《文学旬刊》为中心的"民众文学"论争,是在启蒙精神规约下对普通民众和文学关系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参与者都认识到了文学"民众化"的必要性,试图提出建构"民众文学"的切实方法。论争中凸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是文学"民众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对于此后的文学"大众化"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意义。     

试析小河文化的来源与形成

小河文化是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一,其来源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小河文化有关的材料后认为,小河文化来源于草原地带,文化形成过程较为漫长,小河文化的先民作为欧亚草原迁徙人群的一支,在东进的过程中吸收了辛塔什塔文化、彼得罗夫卡文化的因素,到了阿尔泰山西侧,一部分奥库涅夫文化晚期因素融入进来并沿着阿尔泰山南麓进入孔雀河流域,形成了具有多种文化因素的独特面貌。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