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山药蛋派研究述评

新世纪以来,山药蛋派的研究整体而言,不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但仍有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现。在流派研究方面,苏春生、席杨、傅书华、张恒等或对流派作全方位的评述,或提出卓有见地的观点。作家研究方面除赵树理外则更为贫乏,但段崇轩的马烽研究值得注意。着眼于将来,山药蛋派研究仍然有颇多言说空间。     

杂散居少数民族妇女权益保障研究——以回族为例

本文以回族为例,从杂散居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视角,阐述了回族妇女在婚姻家庭、社会保障、宗教信仰等方面所享有的权益,指出了杂散居地区回族妇女中所存在的早婚现象、家庭暴力、辍学等影响妇女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从正确对待婚姻形式、提倡晚婚晚育,提高妇女素质,关注社会性别的构建等方面积极探索保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的途径和措施。     

觉囊派“他空见”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个特殊的教派,主张"他空见",在佛教思想方面与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本文在研究觉囊派教法"他空见"的基础上,对该派与其他教派之间在见解方面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史上特殊的地位.     

论舒位西南山水诗之内容和写作特点

舒位入黔从戎,得江山之助,以性灵之笔写西南地理特点和自己行走其间的特殊感受,借助诗画名家、名作、名句描绘西南山水,善造幽深空遂之境。以对比、夸张、想象等多样手法,穷形尽相描绘西南之山峻水险。以文化之眼关照西南山水,既摹写了山水的情态,增加了山水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又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是清中叶性灵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单向度倾向与二元对立格局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例

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观点截然相反。前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性、消费性、批量生产的文化,不具有审美价值和深刻思想,是一种文化工业;后者认为大众文化是真正能够表现大众特征的文化,大众自身的理性精神促使当前的大众文化形成正常发展趋势。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表现出了鲜明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这种现象容易造成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理解的困境。因此,改变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当中的单向度倾向和二元对立格局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大众文化的前提。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桐城派传衍至江西的史学考察

江西新城是桐城派传衍过程中的重要区域,陈、鲁两大望族的世代努力极大地拓宽了桐城派的早期堂庑。桐城派传衍至江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方苞为中心,李绂、蔡世远、雷■、黄永年等遥相呼应,推动桐城文章在江西的生根与传播;二是以朱仕琇为中心,陈道、鲁鸿、涂瑞、涂登等,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城学人圈,加速了桐城文章在新城的发展与兴盛;三是以姚鼐为中心,桐城文章在新城遍地开花,朱仕琇弟子尽数皈依姚门,在鲁九皋与陈用光的引领下,激发出"海内言桐城者,必益举新城"的盛况。     

西蜀词人李珣及其花间别调研究

花间词派一直因其颓弱文风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大受后人诟病,但是,花间派中不乏超越者,如词人李。李花间别调形成的原因来自于其词作独特的内容和题材视角以及有意识的形式选择(如词牌、语句节奏韵律等);同时,作为波斯裔词人的李在人文情操、文化传统等方面也表现出与当时其他西蜀汉民族词人的迥然不同。     

"新感觉派"的"异端"与"他者"——施蛰存与川端康成的类同性论析

施蛰存作为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他更多地依恋于传统,其创作表现出传统美的特色.其创作风格的独特性以及相对于新感觉派所表现出的游离性,还有他不承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作家等等,都表现出他与日本新感觉派"异端"分子川端康成的类同,且其创作明显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