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译《思择炎》所破胜论派解脱思想释读

仅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思择炎>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统介绍并批判胜论派思想体系的佛教文献.<思择炎>第七<入抉择胜论之真实品>"序论"和"前分所破"分别详细介绍了胜论派的解脱理论,"后分能破"则一一破斥了"前分所破"提出的解脱观.对清辩论师所传之胜论派解脱思想,尤其是"后分能破"对其的批判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探究5～6世纪胜论哲学的发展潮流及其与佛教的论争,可更加系统地理解这部作品.     

笔开象外精神:郑伯熊与永嘉学派

郑伯熊是叶适所构建的永嘉学派传人之一,并自此开始成为历代永嘉之学传承谱系中的关键人物。人们很少去追问这一历史人物是否足以符合学派谱系的构建需求。为了理解叶适之所以要标举郑伯熊这样一个人物,我们需要通过叶适来观察郑伯熊,以此体会叶适构建该人物时的依据与想法。叶适在叙述郑伯熊时所预构的人物类型、后人对郑伯熊的师承与个人行为有意识地进行地方化确认,以及叶适所提炼出的郑伯熊的思想主旨,最终使其成为永嘉学派人物传承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同时,区域性学派构建中所包含着的地方认同和价值偏向也定义出了永嘉学派。     

冯友兰与胡适——同行不同道的政学人生

冯友兰与胡适是现代中国哲坛一对相映成趣的人物。冯原是胡的弟子,但成为同行之后,二者逐步交恶。抗战前,二者在中哲史研究中已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言,胡远胜于冯;但在具体的哲学问题的阐释上,冯则更胜一筹。抗战爆发后,二人政治倾向的差异日渐公开化,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总体而言,冯是相对专业的经院派学人,胡是富有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冯有着传统儒生的＂为帝王师＂的传习;胡虽与国民党决策层深有渊源,但始终未改其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意识,这或许更吻合于现代国际的发展潮流。冯的知识结构颇有现代质素,但信仰和价值取向则较为传统,而胡是一个新派的知识分子,是思想界一个温和的＂革命者＂。情势变迁,二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其文化人格的转型非常困难。尽管他们在知识界都是深有根基的大佬,然对于强势的政治权威而言,他们都是弱势者,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也都面临各自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民国知识界具有普遍性;他们中晚年的人生际遇,在上世纪中国,也不无典型性。     

论明代徽州的文学复古思潮

伴随着徽商的崛起和七子派文学思想的传入,长期闭塞保守的徽州区域于嘉靖、万历、崇祯朝掀起三次文学复古浪潮。它们虽是席卷全国、浩荡持久的前后七子派和复社、几社文学复古运动的余响和尾声,徽州文人却能借势发力,在修正完善复古理论、扩大复古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迎来本土文学的盛世。由于主将汪道昆离世和政局恶化,盛行百年的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于万历后期逐渐衰微,骨干成员思想转向呈多元化态势。明代徽州文学复古思潮的盛衰消长鲜明地折射出时代文艺思潮的演变与转向轨迹,在区域文化史和明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的理性色彩

本文指出言情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感性故事背后浸透着理性色彩,且在内容上含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提倡个性解放,渗透反帝爱国情怀。     

中国近代两种会计制度长期并存的经济社会原因分析

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会计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民族工商业趋于破产的现状,当时会计学界围绕中式会计如何改进展开了讨论,产生了改良中式簿记派与西式簿记改革派之间的学术争鸣,最终形成两种企业会计制度长期并存的局面.文章主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两者长期并存的原因,认为这源于不同规模企业的理性选择和会计制度的缓慢变迁.同时,文中也从社会角度探讨了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原因.     

女容、悲情及文人词的隐喻品格

文人曲子词源于花间,但花间之词或流注于女容的赏玩之中,或局限于一己之情意,情致逼仄;晏、欧等士大夫之词则在女容、艳情的狭小的境界中渗透出人情物理、家国之慨,由一己之悲欢而生发出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反思,扩展出对于人生苦谛的深切体悟,形成了一种"悲情的境界",具有一种隐喻品格,蕴蓄着凝重执著的生命体味,透视着生命的广度与深度。     

好莱坞福音电影与当代美国福音派复兴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出现基督教福音派的宗教复兴,美国文化也逐渐趋向传统.在此背景之下,"福音电影"在好莱坞涌现,并且取得很大成功,显示了美国文化的最新趋势,以及好莱坞对文化转向做出的反应.     

合理开发资源,保护额尔齐斯河

额尔齐斯河在我国境内河长633km,流域面积5.273万km~2。主要支流自东往西依次是喀依尔特河、喀拉额尔齐斯河、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和别列孜克河。这些支流由北向南汇入额尔齐斯河干流,构成了典型的"梳状"水系。     

西夏文《经史杂抄》考源

西夏文《经史杂抄》一书出土已近百年,因首尾皆佚,内容芜杂,此前一直未获全文解读,出处亦不明。本文指出此书主要依据敦煌汉文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编译而来,是目前所知西夏人编译的唯一一本通篇征引汉文俗文学的作品。对它的解读可以解决夏译汉籍悬而未决的最后一个谜团,从而为研究西夏教育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份宝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