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出资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进路——基于最高法院裁判分歧的法理分析

针对隐名出资人以自己是登记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应否保护非交易第三人对登记外观的信赖.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对象是审查隐名出资人对登记股权是否享有实际权利,并比较判断这一权利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何者应当优先保护.隐名出资在实践中分为完全隐名和不完全隐名两种情形,隐名出资人在两种情形中分别享有债权和股权.从公司法的组织法的特性出发,将隐名出资人的股权、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进行权衡、比较,隐名出资人的权利具有优先保护的理由.     

浅谈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著作权保护

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度,如何保护"民间文学艺木表达"是一个极为复杂且争议较大的问题,以致我国的相关立法仍面临窘境.是否需要对民间文学艺木表达提供著作权法保护以及如何提供保护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对此,我们需要厘清相关概念,在正确认识我国面临的立法困惑的基础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著作权私法保护的协调性,结合对著作权法的适当调适,以积极探索并选择更合理的民间文学艺木表达保护路径.     

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

2008年以来党和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劳动保护立法,旨在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约束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但是劳动保护立法的推进并没有改善工业领域中的紧张关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保护立法的悖论必须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保护立法只能采取适度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来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将工人的政治权利整体性地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体构建劳工治理体制,然而此种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联盟的影响,难以切实起到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效果,但是它刺激了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政治权利。     

我国环境知情权缺失现状及其缘由分析——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角度阐释

公众环境知情权的实现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密不可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环境知情权实现的前提,是实现公众环境知情权的保证,是实现环境知情权价值理念的必然途径。然而,我国环境信息公开面临缺乏真实性、及时性,失灵现象频发,信息不公开成为常态几大问题。其缘由在于政府环境责任意识淡薄,未给予环境信息公开足够的重视;各级政府的维稳悖论盛行,不稳定幻像的主观感觉强烈;我国环境知情权的相关立法甚少,法律未发挥利导作用。探究我国环境知情权缺失现状及其缘由,对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选领导干部案例分析题

正问题277:改革开放以来,Z省非公有制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3年底,Z省非公有制企业超过71万户,注册资金2万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已达73%。党的十八届三中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户籍制度改革的宪政基础

我国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立基于对改革的宪政基础的准确认识。在准确把握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的前提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宪政基础在于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尊重与落实。     

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多数学者秉持的是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立场。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国家机关,必然会遭遇宪法实施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不全面等困境。宪法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动力来源,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导致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据此,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可以分别被归入到国家公权力组织、社会公权力组织以及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的范畴中。只有构建起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不竭动力。     

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     

无纸化背景下券商与投资者间法律关系研究

无纸化对证券权利结构造成了冲击,无纸化在消灭证券实物的同时,也造成了投资者身份的可识别化,从而改变了建立在证券实物基础上的券商与投资者间的关系,实现了券商与投资者的关系从行纪到代理的转化。依托无纸化及现代证券交易技术,这种转化既能避免出现交收违约风险,也有利于对证券投资者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