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保护视角下强奸罪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采取传统性别模式评价性侵犯罪,在应对新型性侵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对刑法法意和性权益保护方式的分析,发现由于受制于单一性别模式,强奸罪立法规定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法益保护、犯罪行为方式、犯罪主体对象划定、涉性犯罪的概念位阶等的规定不周延,以及罪名体系不统一方面。强奸罪的立法完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取消强奸罪的性别限制;扩大强奸罪行为方式;强调对不同性别人群的性权利予以同等保护,从而实现对不同类型性侵犯罪行为的有效规制。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价值目标、基本原则与制度框架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研究命题。我们既无法直接沿用传统物权法知识进行分析,也不能纯粹依据现实做出判定。《物权法》在文本结构上已经确认,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成员集体享有的“所有权”。在现代法治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应当以经济效益、实质公平、经济安全为基本诉求。在法律规制与乡村自治协调、法律保障与政策指导互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均衡等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建构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相关制度框架。     

民主转型中族际冲突的政治制度原因探析

很多多民族国家在经历民主转型后不但没有迎来民族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稳固,反而承受长期的族际冲突和政治体系动荡。有三大政治制度原因值得关注:一是投票竞选导向的转型模式易带来族际政治不公,二是民主转型中不平衡的权利配置恶化民族矛盾,三是民主转型中权利(力)规制机制缺陷干扰权利保障,因此,新兴民主国家需要促成政治参与自由化、议会构成公平化、多元权利(力)协调体系权威化以及民族冲突治理机制高效化,最后实现政治发展沿着民族的国家认同强化、民主法治发展和主权稳固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向威权政体倒退,以不公正的民族压制来解决民族冲突。     

论民事立案登记制审查中的“形式”与“实质”

在近一年实践过程中,我国的立案登记制已略显成效,但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立案登记制度是否需要审查,其为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如何明确立案登记中形式审查的审查标准和范围,如何保持好立案登记形式审查程序与后续的审判与调解程序之间的零缝隙衔接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只有这样,立案登记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理论来源于实践并积极作用于实践的良性诉讼循环。     

不动产统一登记视野下的农村不动产登记问题

随着2015年3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2016年1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相继实施,全国开始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确权工作。长期以来,我国关于城市不动产登记管理制度的完善受到较多的关注,相较于城市,农村不动产登记问题存在滞后性和诸多复杂性,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农村地区不动产登记要实现与城市并轨的统一登记还存在阻力和障碍。在完善不动产登记相关立法的过程中,不应忽略农村实际,应对长期以来在农村地区发挥着稳定交易秩序作用的农村习惯法和乡村法秩序的特点给予充分关注。在现行制度和政策框架下,农村和城市还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登记模式。     

权利克减的法理基础研究

"权利克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敏感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应当密切关注的论题,研究之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具有本位地位,但其不能如宗教一元神般神圣,而是可以克减的。权利克减以权利本身的相对性为可能性基础,以权利位阶和权利冲突的存在为必要性基础。但在权利本位与权利克减、权利克减与权利保护之间存在平衡问题,既要重视权利克减的现实意义,又须强调对其的必要限制。只有在法理学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才能深刻理解权利克减的精神内涵,才能把握其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     

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两则案例引发的法律探讨

通过对两则高等学校中发生的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案例分析,从高校学生管理的角度看,高等学校只有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依法治校,高校所制定的校规能够充分吸收人文精神的基因,过滤不合法的内容,实现校规合法、权利、义务、价值并重才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作为权利保障的北京市志愿服务立法

法律上的志愿服务不等同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义务劳动”、“做好人好事”。北京市进行志愿服务立法是必要的,立法要保护志愿者权利,规定志愿者义务,要积极关注学校的和社会的激励机制,要加强对志愿者组织的管理,立法要规定经费保障和强制保险。同时,立法要注意法律视角与政策视角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