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疵出资股权转让时受让人的责任承担及救济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瑕疵出资股权时,对于受让人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哪些责任,理论界观点不一致,立法对此更无涉及.通过借鉴国外立法,在国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受让股东在已知或应知受让股权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下,需积极主动地与瑕疵出资股权出让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赋予受让人明确的救济权,即受让人可行使对出让人和公司其他发起人的追偿权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受让人能举证证明股权出让股东故意隐瞒出资瑕疵的,可提起合同撤销之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导致股权瑕疵出资的,受让人可以股东身份提起股东派生诉讼.     

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的现状调查探析——以宁夏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法律地位由过去的义务主体转向权利主体。在新形势下,高校要有效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现状,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宁夏大学在校大学生的隐私权、参与权、评价权等进行抽样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尤其关注与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权利。     

浅谈中世纪女性权利的解放——以伊斯兰教为例

在中世纪的世界各地,男权主义浓重的占据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女性的权利犹如金苹果旁的绿叶一样被社会所忽略,依据《古兰经》关于妇女权利的规定,本文认为,伊斯兰教适时地解放了妇女,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古兰经》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仅仅是局限于宗教内部,未能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去唤醒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尊重。     

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分析——以被遗忘权为例

权利泛化论不能成为阻碍新兴权利证成的充足理由。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个人利益对新兴权利的证成起到了初步证成的功能,而共同善则对新兴权利的证成提供了最终的保障。个人利益和共同善都是权利证成的内在理由,对于新兴权利的证成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保护权利的成本等具体操作问题则是权利证成的外在理由,对于新兴权利的证成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内在理由证成了某种要求应当成为权利的正当性,而外在理由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利应当受到保护的程度。在新兴权利的法定化过程中,社会成本问题、权利冲突问题等需要得到妥善处置,从而使权利秩序更加和谐。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问题,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建构过程。贯穿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族裔少数群体的三重身份问题:差异公民身份是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实基础,公共公民身份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政治逻辑,而文化成员身份则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道德空间。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不仅保护了群体内的个人自由,而且还可以促进群体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具有突破性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危险,它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     

论高校聘请法律顾问的作用

目前,高校面对急剧扩张和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各高校除了大抓建设、加快发展外,还应从组织、制度和管理等各个方面加强法律事务工作。发挥高校法律顾问的决策性法律服务、督导性法律服务、诉讼性法律服务和教育性法律服务功能,是坚持依法治校,不断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

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农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也带来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目前,城市正在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农民实际上是游离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群体。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30倍。实行承包制后,全国95％的农村已没有合作医疗。直至2002年底,全国8亿农民中,只有404万农民享受了农村低保。这种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差距,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从重庆711事件透视政府危机管理

政府管理人员要有正确的绩效观和危机意识,否则,公共危机管理将无从谈起。切实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问责制及信息公开制度,是公共权利合理化、合法化的基础,也有益于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论道德自由

道德自由是人们根据道德必然规律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与决定的一种能力、权利和境界。道德自由既是对道德必然的认识与自觉运用,同时也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在道德生活中的一种自抉自主。加强和维护道德自由,一方面有助于维护人的道德尊严,另一方面有助于化解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