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政治民主

政府与企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企业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就无可厚非；政府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政府应该是非赢利性的，否则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中国，过去政府与企业这两种组织的职能常常被混同，人们用“政企不分”来形容这种现象。     

试论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领导权威即影响力,是由领导职务权威(即权力)和领导信任权威(即威信)构成的.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权力影响力.领导活动的实现建立在一定形式的领导权威基础之上,同时领导权威的特征与发展又与社会的发展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不同的社会形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领导权威的实现方式,不同形态领导权威的产生又直接作用和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推进,现代领导权威发展的趋向已经由权力性影响力向非权力影响力转变.公生威、功生威、仁生威、明生威、廉生威、信生威是现代社会主义领导权威产生的基础.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下）——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则是传媒批判理论始终如一的目标。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比较注重行政保护途径,而且在行政保护手段中又较多呈现权力化色彩。这种对私权的过多行政权力化干预不利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利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利于降低执法成本,也不符合国际潮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应逐步由以权力化方式为主向非权力化方向转换。要广泛运用居中判断、在权力化行政手段中强化非权力化制度、充分运用“软权力”等非权力化行政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权力不必如此赤裸裸

对一些喜欢动用霸王管理模式的管理者来说，想要获得升职机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压迫”下属。在他们看来：“我不是在维护公司的正常制度和秩序吗？我的强势不是让那些企图偷懒蒙混的员工不得不打起精神拼命工作吗？”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天然统一，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现代民主政治的“潜规则”

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是一回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又是一回事,而现代民主制度内部权力运作更是另一回事,《硬球》叙述的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内部的权力运作,具体落实为政客们在权力之争中所耍的种种花样,让人管窥到美国现代民主理念背后权力场的波诡云谲,美式政客们的真实嘴脸。     

进津费：昭示了什么又缺失了什么？

政府同样是一个利益主体，同样有获得利益的动机。而且，由于掌握公共权力，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其危害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大。     

由法治达致和谐：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回眸

如果说．2003年法治进程的鲜明特点是民众的普遍参与，即由下而上、上下互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众的呼吁下．政府及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那么2004年法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且主要在两条路线上推进：一是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二是对公权力制约呈普遍化态势。而对弱者权利的普遍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法治社会形成的显性标志。我们则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这是一个正义价值正日益彰显的时代。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明显特点是：突出正义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