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困境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目前仍在继续深化,真正自由的市场仍未建立,政府仍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仍以各种方式干预市场,这也是政府未能足量提供非经济公共物品,以及政府部门和官员频繁伸出"掠夺之手"的主要原因。政府自建国来一直未能建立系统的权力配置与约束体系,未能按照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设计权力约束机制才是困境根源。建立真正自由的市场和民主社会依赖政府的转型,转型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应制度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审计制度;优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机制,促进政府治理走向"善治"。     

论罚款权及私权保护

罚款权作为一种最常用的惩罚手段,具有其他惩罚措施难以比拟的程序便捷性和直接威慑性,为社会各类规则制定者所青睐,甚至大量私法主体都在自己的规章里加以规定.然而财产权作为一种与生命权、自由权相并列的基本人权,乃人权实现之保障,罚款权的设定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私权.基于“平等者无强制”的理念,社会上大量的私法主体的罚款权规定是不合法的,而在有契约关系的情形下,罚款也只能被视为违约金.     

从福柯刑罚理论看中国正统文化之权力规训

福柯认为,刑罚从肉体到灵魂、威慑到矫正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权力规训。如此叙事解构了整个人文科学：权力决定历史与知识。虽中西文化时空观各异,但福柯找到了西方与中国正统文化贯通的轴心——权力。故此刑罚理论既在形而上反思西方现代化,也能反思中国正统儒家文化。作为他山之石,福柯刑罚理论对我国权力文化给了提醒。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的思考

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论政治与经济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以鄂伦春地区为例

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地方政治对于学校教育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民族教育政策的贯彻实施依赖于当地政府,实际上地方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落差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配置.以东北鄂伦春族村落的学校教育为例,试图在整体社会环境和文化实践的背景中观察学校教育,探讨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公平问题.     

治理时代的权力与责任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进程中,权责关系始终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概念范畴.引发其发生变化的因素既有传统行政中心自身的理论预设问题,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权力与责任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变化,并进而引发权责一致这一基本行政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的异化.随着治理时代的到来,公共权力主体日益多元,责任也在多元主体之间发生扩散,它既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下权责异化的历史缺陷,但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清醒识别面临的挑战并抓住时代创设的机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面前的共同任务.     

反腐败视域下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国监察机关的证据补查体系逐渐呈现出退回重新调查、退回补充调查和直接补充证据三种模式。监察机关审理阶段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各有其形成的原因及运行机制,也都有独立存续的空间。退回重新调查模式和退回补充调查模式在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权和保障案件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两者容易引发内部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案件办理效率降低。直接补充证据模式有助于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促进内部和谐,但却模糊了监察机关内部机构之间的职责边界,容易引发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的风险。未来应当秉持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在保障内部监督制约和案件办理效率的基础上,严格依法适用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