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国家的限度

政治国家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国家淹没公民社会,社会被高度政治化,无法形成良性结构;背离公共利益,导致“制度僵化症”,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之实;权力寻租,导致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乃至社会动荡。政治合法性危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次。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从斯宾诺莎、边沁到霍菲尔德

在西方思想史中,对于权利和权力关系进行一般性讨论的思想家主要是斯宾诺莎、边沁和霍菲尔德。斯宾诺莎以自然状态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而边沁、霍菲尔德则以法律状态为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在不同前提下,有关两者关系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目前仍存在于社会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学当中。与此同时,在道德状态下,两者关系如何却很少被讨论到。在研究两者关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的过程中,道德状态环节发生了缺失。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公私之防”与政治文明建设

近两年，学校新班子履新之际，在大力推进教学手段的电子信息化、开通中央党校远程教学网的同时，着力加强与校外的学术交流，对教学工作者开阔学术视野、了解学科前沿、提升学养内涵颇有裨益。     

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分析与遏制之策

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会产生异化现象 ,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 ,既有公共权力内在属性的因素 ,又有公共权力主体的因素 ,更有制度的因素。公共权力的异化有很大的危害性 ,因此 ,必须针对公共权力异化的原因 ,在公共权力内部实行合理的分权与制衡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提高公共权力异化的成本等方面 ,对公共权力异化加以遏制。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行政法本体论的重构

行政法以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为基础.科学发展观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本文认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当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以权力与权利为核心,实现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平衡,重构中国行政法的本体论.     

矿产资源税费政策辨析

通过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相关法律对矿产资源税费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现行矿产资源税费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应的改革建议.为明确界定“费”体现财产权利,“税”体现政治权力,将矿产资源税费进行归并、调整与完善,促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同时确保矿业企业的合理税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