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与互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保障

纵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与公民权利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一种规律性的互动现象: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类型的演进和嬗变,权利的存在形态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需求-责任"关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迁.总体趋势是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性因素和文明化程度不断增强和提高,相应地,公民权利也经历了萌芽、生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权利保障的制度化程度和水平也经历了一个从初级至高级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

本文讨论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文章认为,村民选举为村庄的经济精英提供进入村级权力组织的机会与渠道。基于对浙江所做的经验研究之上,本文认为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多年来已经改变了村庄权力继替的规则,村级权力组织的人员发生了变化,通过村民选举相当多的经济精英已经转向政治精英,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即发生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管理者的转变。     

转型时期乡村组织行为与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一直运行在市场和政治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中 ,这期间乡村组织拥有获取要素、组织交易和规避风险的权力资本。这些权力资本必须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 ,企业家也必须有乡村组织的保护才能将企业经营成功。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形成套住效应 ,成为关系专用性投资极强的资产。本文认为 ,乡村组织和企业家将选择总体上投资扭曲最少、盈余最多的合作方式。因为不同地区乡村组织所控制的资源不一样 ,而且不同行业对权力资本与企业家人力资本有不同需求 ,于是 ,现实中的乡镇企业就有集体所有制与私有制之别。集体产权安排不仅在一定时期内有效 ,而且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将会在长时期内并存。     

结合我国实际浅谈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

本文从监管当局的执法水平和力度、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程度、银行监管人员知识水平、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金融业系统性保护网的建立、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从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效率的关系、权力监管过渡到权威监管、加快建设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建立“四位一体一辅”的监管体系四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了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途径的几点思考。     

股权结构与公司决策研究中的方法探讨——权力指数分析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

公司实践中的股权结构与决策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它是一个加权的“选举系统”。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引入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来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通过对权力指数的分析,得出权力指数能够客观地度量公司控制力。权力指数分析方法的讨论,为我国国企改制、股份制企业的进一步改造以及公司并购重组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量化方法。     

权力制衡理论与国家反腐败机制

西方权力制衡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 ,要抑制人的贪欲 ,制度规范优于道德自律。在倡导建设政治文明的今天 ,我们应该正视国家权力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要从制度上保证纪检、监督、司法系统的相对独立性 ,在人、财、物诸方面割断对地方党政的依赖性 ,建立中央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系 ,通过权力分解以制约权力 ,使反腐败更卓有成效     

从朱熹按劾唐仲友看南宋贪官与营妓的关系

官僚嫖妓,不仅使其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同时必然导致其在经济上贪污受贿、政治上违法乱纪,从而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这种现象自古有之,南宋也不例外。但是,至今为止,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成千上万,而关于南宋贪官与妓女关系的研究却无人关注。本文就朱熹按劾唐仲友的奏状,来看一下南宋贪官与妓女的关系,以作典型解剖,希望能从一斑而窥全豹。唐仲友嫖妓虽然只是个案,而其中却透露出封建政治体制的本质,蕴含着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     

论大学治理权力的来源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组织的身份与角色是多重的。各种各样的身份与角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大学治理过程中三种最为基本的权力,即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每一种权力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定位以及应该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一方面是由大学机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大学每一种治理权力的来源有很大的关系。大学治理的权力类型不同,那么其产生与来源的基础也不一样。     

户籍立法:权力的遏制与权利的保护

户籍立法是旨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一种路径,其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现行户籍制度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之一,表现为权力的嵌入影响着权利的均衡和发展,因此,户籍立法就是要通过法律规则来维护公民身份平等的权利免受权力的侵害。     

论行政权力运行绩效的偏离与回归——关于行政权力制约的一种新的解说

行政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使公众对它抱有期望 ,然而行政权力的人格化却使行政权力的运行绩效背离公众期望 ,出现了偏差。要使这种偏离回归 ,需要从行政权力产生的源头、行政权力体制的结构和行政权力的惩戒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