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血的头颅像太阳——巴别尔和他的《骑兵军》

《骑兵军》能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和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炼和正常,使读者的情感徘徊在崇尚英雄和诅咒屠夫之间。巴别尔的际遇是前苏联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的缩影。     

儒家伦理与网民道德建设

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全新景观,但与此同时网络道德失范现象也日益突出。在克服和消解网络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中,建立网络社会伦理道德、尤其是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面对此种窘境,以伦理见长的儒家哲学理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如儒家所提倡的诚信原则、忠恕之道、交友之道以及修身自律等,通过现代性诠释和创造性转换,对于应对今天网络世界出现的问题以及加强网民道德建设将大有裨益。     

困境与隐忧：公共承运人理论能否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当前,规制数字平台的需求日增,公共承运人理论是规制数字平台的可选进路之一。在梳理公共承运人理论历史衍变的基础上,需对其适用的可行性加以系统性考察。一方面,就公共承运人理论体系来说,“自我定位”理论、公共利益理论、垄断理论的不完备性使之难以有效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另一方面,就数字平台而言,其公共性的来源和表现使之缺乏公共承运人理论的适用基础,而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数字平台亦不符合“中立承运”的适用条件。公共承运人理论在尊重公共承运人权利行使自由的基础上应对其权利滥用行为予以适当限制,而未经全面考察地将公共承运人理论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亦存在简化规制过程、扩张规制权力的潜在隐忧。因此,应审慎研判公共承运人理论,并从缓将其适用于规制数字平台。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马克思的文本中既出现过批判道德的语言,又出现过运用道德原则批判资本主义、褒扬共产主义的语言,这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引起了关于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激烈争论,出现了诸如"伦理社会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理论的二元对立.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否定道德本身,他所批判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为...     

“和谐高于公正”论要

“和谐高于公正”的命题,意指一种层级考量而非价值判断。从人类实践与经验逻辑角度讲,和谐以公正为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情感而非理性。和谐的三种形态涉及人际、身心与天人关系,分属社会、个体与生态环境三大领域。实现三种和谐的可能性所涉指的某些核心观念,汇成“中国宗教性道德”的理论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和谐是人类社会与世界之未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由此观之,“中国宗教性道德”作为助推和谐的重要动因或驱力,可视作范导原理,有助于适当建构“现代社会性道德”。在特定情境与社会背景下,上述命题的论说也可用来深化“中用”（中学为用）、影响“西体”（西学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