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马仁锋、李加林、庄佩君三位博士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孩子自有孩子的逻辑

"我的儿子是一个孤独症儿童,但是,他只是最轻微的那种—艾斯伯格综合征……希望大家可以接纳他。"阳阳妈在家长群里公开了7岁儿子的病情,这种勇气可嘉,但其他的家长能接受吗?收到阳阳妈的微信后,家长群里鸦雀无声。很快,我被拉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群,沉默的家长们在这里炸开了锅:"原来阳阳有病啊!我就觉得他不正常,一年级入学面试的时候我们在一组,他居然敢给老师出题,问老师从1加到100等于几?"瑞瑞妈首先发言。"对呀,对呀!阳阳是很怪,每次进教室的时候,都     

新任秘书如何尽快进入角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新聘任的秘书,要想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岗位需要,胜任本职工作,尽早进入工作角色,干出称心的工作实绩,就必须洞悉“处处留心皆学问”,时刻注重固本强能. 一要勤于不耻下问.秘书工作是门学问,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新任秘书只要抱着“入山问樵,入水问渔,入太庙每事问”的精神,乐此不彼地持续发力、奋发作为,就一定能变不知为知,变不懂为懂,变外行为内行,尽快适应岗位工作.     

论国民政府“苦撑待变”外交战略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战略.一般认为,该战略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提出的,其特征是消极待援.本文认为,"苦撑待变"战略是在全面抗战前数年就产生的.它的提出是国民政府对中国国情与国际地位、对日本侵略野心和国际形势演变趋势正确判断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为实施这一外交战略,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进行舆论宣传、努力争取外援、呼吁制裁侵略及反对妥协和倡议反侵略国家进行合作等方面."苦撑待变"的实质是积极促进国际形势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而非一味消极待变.苦撑待变战略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促成了国际形势的演变,因而是成功的外交战略.     

题画诗的史料价值——以敝斋庋藏的李吉寿、李鱓画作为例

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画,是我国重要文化遗产,古代书画上的题画诗蕴含了众多的史料价值,用其证史,能扩大历史研究和史料价值的视野,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敝斋庋藏的李吉寿、李鱓画作上的题画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论李绂的生平与学术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儒臣,任官内外,曾担任民政、漕运、典试、祭告、志书馆等职。在政治上,廉洁奉公,关心边疆,注重教育,爱惜人才,由于耿介直言,秉公执法,不随波逐流,而使得其一生三起三黜。在学术上,尤其是在陆王学术方面,颇有见地,为陆王学术争正统作出巨大贡献,可谓是学术事功双峰并峙。     

《船山全书》编校札记(九)

《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共收船山子部著述八种,其中《张子正蒙注》及《噩梦》两种均以船山手书作底本,实为此册之特殊价值。     

言语进程中问语的选择

言语进程是对话中话题结构的基本运作单位。问语是言语进程中提问者对回答者发出的重在求取信息、具有引发作用的话语。根据位置或者功能的不同,问语有首发问语与后续问语、原初问语与从属问语之分。问语与答语之间不仅有发话意向、语义取向、句法结构等方面的毗邻关联,而且还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先前答语是制约问语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话题与交际意图等多种制约因素。醒示语、辅助语、核心语三个成分的话语构造类型,疑问语气、判断语气、发动语气、期待语气四种语气类型,以及间接、直接两类表达方式类型,为言语进程中问语的选择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类型模式。     

朝鲜李睟光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李睟光“实学”思想论质疑

在朝鲜哲学、文学研究领域,都公认为李睟光是朝鲜17世纪实学思想的奠基人,其中选取三种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地予以商榷,并认为李睟光的这种"实学思想"是在对"性理学"的批判与否定中建立起来的.根据李睟光对自己学问观--"性理上说"的概括与总结的相关资料,来求证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不但没有对"性理学"作出过批判,而且是"终生操守"性理学"观,所以李睟光的哲学思想依然属于宋明性理学的范畴而非"实学"思想范畴.     

论"自由说"对《庄子》的误读

自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以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解释中国先秦典籍《庄子》,将庄子看成自由主义思想家。笔者认为,以“自由”概念阐释庄子思想的“自由说”并不符合《庄子》一书的实际,是对《庄子》中关键词语及主要观点的误解。本文分别从“待”的含义、“无己、无功、无名”的作用、“自然”的含义以及“得道”的结果四个方面分析了“自由说”的错误,指出《逍遥游》“犹有所待”的对象本不是“风”,而是“得道”,不是针对“自由”而言的而是针对“致福”而提出来的;庄子的“自然”不是强调事物(包括人)的自发性,而是“道”的特性,“顺物自然”就是顺从“道”,反对人为;“无己”、“无功”、“无名”,是得道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庄子“得道”的目的既不是追求所谓的“精神自由”,也不是追求哲学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追求人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