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光焰”之喻

东西方早期哲学将日光或烛光作为喻体,日月星辰光辉普照、运行有常的特点,进入文学批评中指代经典作品的道德与文采。宋人以李、杜诗歌“高”与“幽”的特点解释韩愈“光焰万丈长”的比喻。与之对比,严羽提出“透彻玲珑”的观照、书写模式更倾向于王、孟诗直接呈现外界景物与内心感发过程的风格。“光焰”之喻在明清感兴诗学拓展、深化,明人如许学夷将“光焰”分为内外两种,对应李、杜诗歌的天才与人力之别,也指情感外扬与潜气内转两种写法。清人如王夫之通过杜甫诗中偶然兴会式抒情,提出“现量发光”,承续“直寻”的诗学传统。此外,“烛光”也作为读者与作者“神会”的媒介,出现在诗集序跋书写中。     

文人并称视阈下的宁都三魏古文观摭谈

"宁都三魏"即生活于明清嬗变之际的江西宁都县魏禧三兄弟的合称。他们以文章、气节名世,尤以其古文影响为甚。而作为一个处于特别时期的特殊文学并称群体,三魏的古文观亦具独特性,突出表现在其和而不同的文本论和殊途同归的文用论。     

李杜与盛唐:一种诗性文化名片的产生

李白和杜甫使盛唐文化名片,闪射出熠熠动人的诗性神采。唯有采取"李杜合观"的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综合考察中国诗性智慧和语言魅力在一个盛世中可以达到何等彪炳千古、震撼人心的力度。后世的李杜优劣论,是以一定的标准裁判无限的诗学智慧所致。宋人在盛唐诗人中发现"圣",在盛唐诗中发现"经"。幅员广袤的中国人文地理,起了潜在的文化基因浸染作用。李白的身上有胡气,他是长江文明夹杂着胡地习气的产物;杜甫的身上有诗书旧家子弟气,是黄河文明间杂着诗书旧家子弟习气的产物。诗歌意象史,蕴含着风尚史和文人精神史。李、杜代表的盛唐,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枢轴时代"。     

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

古代文人合称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很普遍。一个文人合称往往代表一种文学风尚或一种文学批评理念。合称中的作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因缘 ,对这种因缘进行深入发掘和辨析 ,对于作家研究和文体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于慎行生平及其相关并称考述

于慎行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于慎行一生淡泊功名,凡三黜三起,而难进易退.他由翰林而礼部而内阁,以一位典型的馆阁之臣的身份,完名全节地走完人生的历程,赢得“有明一代之完人”的美誉.在于慎行的生前身后,曾流传开一些与其相关的并称,现今可考知者有“二于”、“鲁两生”、“于、邢”、“于、冯”、“七相”、万历前期“山左三家”等六则.这表明于慎行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