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义书》释奥

作为印度传统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古圣梵典《奥义书》在凝聚古代印度民族心魂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奥义书》精神体验的基点与信仰理念的核心乃是实现个人＂自我＂同宇宙精神契合通同的＂梵我一如＂境界和通过宗教修行超越轮回达到灵魂解脱两种诉求,以阿特曼＂四位＂说为表征的解脱观念与＂梵我一如＂思想并行不悖地贯穿于各种部类《奥义书》诗文的字里行间,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奥义书》信仰的文化基础和哲理思维的深层蕴涵,支配、影响印度人的精神生活长达数千年之久。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威廉·琼斯与英国印度学的确立

威廉·琼斯在印度文学研究上坚守人文主义学术传统,以一种超前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文化多元性理念来观照梵语文学并给予同情理解,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定型思维.他从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压制和婆罗门阶层的知识垄断中发掘出大量古代梵语典籍,奠定了英国的印度学的重要基础,并在欧亚大陆上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打破了欧洲人对印度文学的无知,启迪了赫尔德、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了印度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革新运动"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琼斯又受专业主义学术潮流和殖民主义力量的裹挟,他的印度法律研究沦为了殖民统治的附庸.琼斯印度学为当今东西方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交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镜鉴.     

元朝西藏金铜造像分类及风格研究

本文在参考西藏传统金铜像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重点参照故宫博物院收藏品的名称题记及分类标准,结合艺术史研究中风格学的阐释方法,对元朝金铜造像进行了风格分类的尝试.文中将元朝西藏金铜造像分为五大风格类型--桑唐利玛、梵铜利玛、巴勒波利玛、噶当利玛及番铜利玛,并对这五大类型的金铜造像艺术表现风格的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归纳整理.     

从天水方言看禅录中“忄麽忄罗”“狼藉”词义——兼论汉语词“梵汉双源”现象

东汉以来，随着佛经的译入，汉语吸收了不少的梵语词。梵语词的介入，使一部分汉语原有词增添了新义，新增一义由于源于梵语而使该词“梵汉双遮”。本文要论述的“忄麽忄罗狼藉”、“狼藉”两词便是梵汉双源词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     

前梵二时代罗马教廷的外交传统

梵蒂冈作为当今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为何在全球事务中依旧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首先是由它作为一个国家和天主教中心的复合体地位决定的。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梵二"会议结束之后,罗马教廷实现了"跟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也借此维持了国际影响力。历史地看,罗马教廷在"梵二"之前悠久的外交传统,亦是理解梵蒂冈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从8世纪中叶教皇国形成以至1870年,教皇们和罗马教廷在面对其他政治强权时,依赖外交纵横捭阖以求生存和发展。经数世纪之久,形成了丰富的外交传统。在庇护十二(1846—1878年在位)于1870年成为"梵蒂冈之囚"后,教廷虽然失去庞大领地,世俗权力受到极大约束的教皇们仍旧活跃于外交领域。后世教皇们建立的外交网络和国际影响,成为1929年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谈判解决"罗马问题"时的重要筹码之一。1929年拉特兰条约签订后以至"梵二"会议召开前,罗马教廷虽然外交力量有限,但仍持续参与国际事务,且采用了现代化的外交方式,在国际外交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佛教“无我”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部分思辨性的论证是通过对灵魂(我)有无的主题展开的.围绕着生命轮回的问题.古代印度宗教首先提出了"梵我同一"等思想.佛教不同意这些思想,提出了"五蕴缘起"的理论.论证人的灵魂(我)不具有实在性,强调其"无"的一面.随着问题的深入,佛教进一步阐述灵魂的"我"是"有"与"无"的统一,提出"中道"及"二谛"说.最后由大乘唯识宗通过对"识"的论述,侧重于"有"的一面,完成了"无我"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生命·人格·上帝——泰戈尔、尼采比较研究

泰戈尔、尼采的"生命哲学"是对宇宙本原的亲证和对生命本身的礼赞;他们所理想的"人格模式"则全无生物学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境界、一个流程;他们的宗教意识是一种人道、艺术的宗教,蕴含着对高度的人性解放和审美意义的追求.本文通过对泰戈尔、尼采的生命哲学、人格模式、宗教意识的比较分析,以求文化他者对文化诠释的合理性、科学性,从而寻求两种文化间相互重叠的边界,最终亲证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与终极价值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