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视角重解"李约瑟之谜"

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是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后文明分岔,即李约瑟之谜产生的原因。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结合,阻碍市场扩大,限制技术创新。在这样的稳态的小农经济下,即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商品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但由于其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完全相悖,不可能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这正是中国技术创新由领先变为落后的主要原因。当前,中国依然面临资源短缺的威胁,节约资源消耗、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对于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用系统论的方法求解“李约瑟难题”

用系统论方法对“李约瑟难题”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研究 ,主张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看作中国近代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用系统的整体观及其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这个子系统本身的结构、功能以及同社会这个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样可以克服单一视角的片面性 ,多维度的探讨“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因素及其动态关系 ,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李约瑟难题”。     

从“李约瑟问题”到“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思考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意义在于,在整个人类科学文化演进中,是局部的凸显和超越到整体的融合,人类认识的发展将愈益表征为一个互摄、互动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国哲学的当代走势,应当是在“科学与人文”相互和谐的全球化语境下,以现代化为我们主要的思考鹄的,形成中国特色的“综合创新”文化哲学的主流。     

关于《九章算术》与近代数学的几个问题

《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数学重要的科学著作,无论从“科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着眼,都不能认其为“经验总结”、“非科学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在数学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应是中国古代数学未能发展成近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的宗教文化性视角阐释——以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执政时期的中俄对比为例

本文选取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康熙皇帝治下繁盛背后却隐藏危机的清代中国,以同时期彼得大帝统治下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沙皇俄国为参照系,认为彼得大帝在俄国对东正教会的改革也为俄国接受西欧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扫清了观念障碍.而康熙的治国方略尊崇礼乐为体的儒教,很大程度上并不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实用理性精神更多地只注重生产实践技术的运用,而忽略对数理思维等科学精神的追求,从而尝试从宗教文化价值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从“问题对话”到“方法转向”——“李约瑟难题”研究进路分析

由于其理论视野的宏大性以及所表述内容的启发性,"李约瑟难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激烈论争。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该论题表述何以会导致不同的认识及角度各异的解答,该论题的最终旨趣应当在问题自身还是它所带来的现实意义追问;该问题是限定在本体论的阐述上,还是基于问题存在的基础上通过方法论研究去追寻问题带给人们的认识价值。通过对中国近二十年在该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历程的回顾以及研究成果的定性定量分析,阐述了该问题表述所蕴涵的确定与不确定相统一的本质,进而探讨其研究转向的必要性和现实价值,以及该研究转向所应当坚持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培养“十”字型人才——关于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思考

关于自然科学素养。越是到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是一个产生了四大发明的国度，是产生了蔡伦、张衡、祖冲之、毕升的国度。中国古代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农耕、纺织和酿造技术等，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制度的压抑和科举制度的导向，重本抑末，视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不提倡，不支持，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一直未能得以普及和长足发展，以致于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落后于西方。     

“钱学森之问”的逻辑省思

“钱学森之问”是面向我国教育的一道难题.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一难题与“李约瑟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联,我国教育中逻辑教学环节的长期赢弱是导致“钱学森之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的支撑和培养一流科技人才的要素,对于人的理性素养的塑造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它更是不可或缺.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逻先生”在我国社会各层面发挥其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