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关于塑造优质民营企业文化的思考

随着企业管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优质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民营企业塑造优质企业文化的主要方法有变革企业家文化,培育共同愿景,加强职业化团队管理和品牌战略建设。同时,由于家族文化对民营企业的深刻影响,以致塑造优质民营企业文化困难重重,民营企业家和员工们应了解其艰巨性,齐心协力,坚持不懈,才能塑造出优质的企业文化。     

上海社工职业化模式问题与展望

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一直在稳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以授权为特征的职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民间组织经营,行业自律与管理,注册社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在职业化的过程中,上海社会工作在性质定位、需求定位、非政府参与和制度框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面向新世纪,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需要全面拓展,走近百姓,广泛参与,规范运作。     

当前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法官制度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成为中国法官制度发展面临的一大课题,基于中国法官问题的特殊性,法官员额制度作为一项改革试点逐渐提上日程。在实践中,中国法院法官员额制度是与法官助理的设置制度密不可分的,试点法院运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已取得初步的成效,不同试点法院的运作模式也各有千秋。但同时,法官员额制度试点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应之道也是并非完善的。对此,本文针对实践中显现出来的几个突出难题,包括法官员额的制度合法性问题、法官员额数量计算标准问题、法官员额制度实施中法院党务以及司法行政后勤人员的问题、法官员额制度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应对思路。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乡村好干部蒋礼发

有人说＂宁带一个军,不领一个村。＂这句话是说村干部难当。然而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观音乡水滨村老干部蒋礼发却凭借一颗为民的赤诚之心,在党的最基层组织一干就是30多年。从1961年以来,蒋礼发一直勤奋耕耘在自己的岗位上,经历了村级秘书、会计、民兵营长、村长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他凭着对村级民族团结事业的一腔热情,为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环境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     

人口计生工作职能转变与建设高素质职业化队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重道远。要实现未来人口发展目标,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能,关键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队伍。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的基础上,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和提高效能,促进了人口计生工作健康、深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