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国外家族企业集团代理问题探析

从世界范围看,与分散持股企业比,家族控股股东的存在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形式面临着与分散持股不同的代理问题,即家族的大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家族企业集团中又存在着大股东控制的结构与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代理问题更严重,以致降低企业的价值。所以我国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小股东控制的结构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耦合用地分区的云南高原村庄分类方法研究——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5种类型,以定性分析为主,科学性不足。云南省在此分类基础上增加兴边固边类,但各地村庄分类情况复杂,标准不一。本文以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基于用地分区探究村庄分类,体现“地”与“类”结合的思路,并将“暂不明确类”定义为“精明收缩类”。首先依据云南省高原用地分区标准,采用主导指标及综合分析法,创新耦合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核验,将村庄分为“坝区村庄”“半山半坝村庄”和“山区村庄”;其次,以频次分析法构建村庄分类评价体系,量化分为五个等级,并说明优先级得到初始分类结果;最后将分区结果和初始分类结果互相耦合,以“区—大类—小类”的分类结构得到石林县“三区五大类十一小类”的村庄分类结果。本文尝试基于用地特征探究云南省高原村庄分类方法,为其他高原地区村庄分类提供实践参考。     

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基于“EKC”假说的实证检验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本文构建了分析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EKC模型,基于2016年CLDS社区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村庄经济之间明显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该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矛盾依旧突出,而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庄中,由于治理能力和环保意识的提高,正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村庄较为普遍。本文政策含义在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充分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避免发展初期环境保护不够和发展中后期补救与治理艰难问题。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分析哲学？

什么是分析哲学？这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众多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分析哲学主张通过使用逻辑分析语言以获得哲学上的认领;第二种观点认为,分析哲学主张语言优先,分析语言是获得哲学认识的路径;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能基于家族相似理解分析哲学。论证表明,第一种观点过于严苛,容易排除一些分析哲学家和分析哲学理论;第二种观点已经过时,很多哲学家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可以还原为语言问题。相对而言,第三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它至少具有两个优点。首先,基于家族相似理解分析哲学,可以破除单一标准的优势地位;其次,它有利于我们在整个分析哲学运动中保持分析哲学的统一性。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乡村社会交换伴随着乡村变迁而发生演变 ,这一过程离不开乡村社会特定文化情境的切换 ,不同的社会秩序格局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信任基础孕育催生社会交换的演变 ;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实际展开又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 ,社会交换所赖以展开的社会资本因经济形态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村庄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出也是导致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重要根源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