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基层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文明建设道路,其中最具特色也是得到世界普遍认同的是基层政治文明建设。科学认识基层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意义,深刻把握基层政治文明建设以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对于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结合基层政治文明的进程,大体可以认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三层特殊意义: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社会关系变迁的客观要求;它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治发展第二次转型的现实要求;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中国集体土地制度变迁与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

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已进行到创新阶段,地方及中央政府作为制度供给方的态度正在由限制约束转变为探索推动.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理清我国集体土地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下一步应是,通过多种制度创新实践的竞争结果来确立改革方案,最终形成新的正式制度.     

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转型与变迁

中国有着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以及与之伴生的官场文化传统,良莠并存的官场文化历经近代以来多次的中国政制改革和政治变迁而始终绵延并影响着当代中国官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官场文化经历了建国初期公仆型官员文化为主导的官场文化重建、改革开放以来催生的敢"闯"敢"冒"的改革型官员文化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场"个性官员"文化异军突起的官场文化生态变迁过程。通过考察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有助于厘清当代中国官场文化生态的变迁脉络和更好地把握当代的"个性官员"现象。     

论民族旅游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

旅游对东道地的影响,尤其是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是旅游人类学者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文章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剖析,揭示出文化变迁、文化自决与文化创新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指出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保护不是保存,更不是封存,而是在保持原有特色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变迁.     

单位制的消解与社区的整合及变迁——以甘肃省G社区为例

以一个单位型社区的变迁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这3个要素分析单位制度对社区变迁过程和社区内部整合的影响,反映出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单位社区的消解以及单位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单位社区的转型,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描述这一单位社区的变迁,进而引发思考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并从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三个方面出发而提出建议。     

从《新结婚时代》看当代中国家庭伦理观的冲突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伦理电视剧《新结婚时代》真实描绘了现代社会中＂城乡结合＂家庭的矛盾,集中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伦理观念的冲突与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家族利益至上到个人自主决定,婚姻越来越成为＂两个人的事＂;从绝对服从的孝,到平等尊重的爱老之情,亲子关系出现民主平等化的趋势;从夫权统治到夫妻平权,夫妻关系日趋平等,相互尊重的要求日益凸显。     

“诺思悖论”视阈下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及其困境

“诺思悖论”,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本文以“诺思悖论”为理论契机,对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演变作制度分析,将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问题的研究置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在国家兴办农村信用社的目的、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绩效等问题上提出质疑,说明民国时期农村信用社陷于非效率状态的真正原因。期望为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农村信用社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为当前农村信用社走出“诺思悖论”提供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历史与现实：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苏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研究

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南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的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当前,“新苏南模式”的第二重循环尚未完成,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还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苏南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新苏南模式”：改革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构建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