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诗论之传统及诗风之转变 谈钱钟书《槐聚诗存》的评赏(中)

<正>下面我们就以黄庭坚和杨万里两个比较有特色的诗人为例,从具体的诗来看一下宋诗的特色,之后再来看钱钟书本人诗的特色。首先,我们先举一首诗来看黄庭坚诗的特色。黄庭坚有一首诗题目是《寄黄几复》,是写给他的朋友黄几复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南宋杜诗、韩文与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考

由于任渊注黄庭坚诗在南宋的影响很大，于是当时杜诗、韩文、柳文集注的编撰者常常将任渊对黄庭坚诗的注释混入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中，或者将其他人对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冠以任渊之名。实际上，任渊并未注释过杜诗、韩文、柳文。这类造假，对后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蜀道难〉新笺》质疑

安旗同志继《<蜀道难>新探》(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之后,又写了《<蜀道难>新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9期。以下简称《新探》、《新笺》),目的在于“识此诗的本来面目”。读过《新笺》,感到安旗同志所论,仍然和《新探》一样缺乏充分坚实的材料来证明其新说的可信和合理,很有值得商榷之处,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切·米沃什选诗集《明亮事物之书》诗学立场得失探辨——以所选英译杜甫诗为例

切·米沃什自述编选《明亮事物之书》的缘由和选诗标准，见证了米沃什对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参与和感知。这本选诗集的成书背景同时带出了美国现代诗歌史上两种诗歌写作模式——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和客观主义诗歌写作——的斗争和更替。《明亮事物之书》在编选上做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诗歌写作内部发展规律的选择：选择客观主义诗歌写作。其中，英译杜甫诗作为米沃什这本选诗集的重点拣选对象，从一个微观层面呈现了西方视野中对英译杜甫诗的接受情形以及文化误读，也显示了英译杜甫诗对于米沃什选诗尺度超越时空的适应性。同时，由于选诗观念和译本的限制，米沃什失去了在自己的另一个重要命题“诗的见证”这一向度上与“诗史”观念下的杜甫相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