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推见至隐”:孟启“诗史”说探赜

以“诗史”论杜诗,肇自晚唐孟启《本事诗》。《本事诗》取法于《左传》阐释传统和《诗经》大小序体例,强调“推见至隐”,具有寓主观褒贬于客观史事的倾向。考求孟启本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并非对“诗史”创作时间、地点的严格限制,而是对杜甫生平的记叙。从结构上来看,《本事诗》的叙述并非“崇李抑杜”,反而以杜甫对李白生平的记叙,强调杜诗的纪实性。作为孟氏“诗史”说重要内涵的“推见至隐”,指杜诗效仿《春秋》书法,褒贬美恶,尊王攘夷。杜诗“诗史”概念与《春秋》有着紧密联系,绍续薪传自乃祖杜预,并影响了宋代“诗史”概念的建构。“推见至隐”是“诗史”说兼备抒情与叙事传统的一重视角。     

秘密藏的破译：赵次公对杜诗“来处”的多维阐释

赵次公对杜诗“字字皆有来处”“从万卷中来”的认识,源自宋人“以故为新”的创作理念。赵次公把“来处”细分为“字”“语”“势”“事”,涉及词语、句式、诗法、典故等多种类型,且从字面与意义、祖出与孙出、分用与合用等多个层面,详细剖析杜诗转化前人语词典故的方式方法和造语过程,还分析杜诗所用语词在历史上的使用范例,展示诗歌语词诗法的流变,充分体现了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学特色。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论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评点家,金圣叹在其所评诸书中不但多有立异标新、别开生面的诠释,而且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诠释美学命题,尤其提出了先生未必如此作,吾不可不如此读的诠释美学观。在诠释杜诗时,他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关系从杜甫的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注入自己的主体性。金圣叹所使用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可谓一把双刃剑。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当其与尚论古人的一面相结合时,可以调动读者的主体性,实现作品意义增值的效果;其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容易与作品所表现的实际内容相脱离。总体而言,金圣叹的杜诗诠释美学观念富有创造性,得大于失。     

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初探

集杜句,“学琰语”,用以自遣,是文天祥《胡笳曲(十八拍)》的主要特点。作者在代蔡文姬立言的同时,融进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艺术地概括了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抒发了社稷倾覆、民族劫难的深愤巨痛。文天祥《胡笳曲》凝重沉郁的风格,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可谓同曲异调;又在诗歌体裁和表现手法上提供了与《集杜诗》200首不同的集句创作经验。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