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中的“春秋笔法”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主观伦理道德评价寓于客观叙述史实、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用以讽君王、刺权贵、誊达官、严华夷之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春秋笔法"的大量使用,也是杜诗获得"诗史"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

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以杜诗学为诗学——钱谦益的杜诗批评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品评上。与众多评论不同 ,钱谦益认为 ,杜甫诗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杜诗忠君论的反拨 ,认为杜甫基本上以讥君、讽君为主 ,而不是忠君为主 ;其二是指出杜诗有三大审美特征 ,即铺陈排比、飞腾绮丽、危言直道与婉而多讽 ;其三是提出了对杜诗《秋兴》结构的独特认识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宋代文坛接受杜诗的原因

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实践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30余位学者,就实践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索。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认知论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交锋,对当下中国美学的实践转向、科学化走向、创新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还就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文化产业的美学分析、审美教育的实践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分析等一系列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研讨,这里选登的是其中四篇论文。     

15世纪朝鲜语固有合成词的构词方式研究——以《杜诗谚解》词汇为中心

《杜诗谚解》以庞大的词汇数量为我们提供了15世纪词汇学理论的极其宝贵的资料。据《杜诗谚解》反映,15世纪固有合成词的构词方式分为复合式构词法和派生式构词法两大类型。前者通过直接复合和间接复合的方式,产生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复合副词等词类,复合后的词类属性决定于其后半部词性;后者通过前缀派生和后缀派生的方式,产生派生名词、派生动词、派生形容词、派生副词等词类,派生后的词类属性决定于其后缀性质。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读书之“破”与“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后人对这两句诗的前一句作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举有三说：一日“胸罗万卷,放左右逢源而下笔有神”;二日“书破,犹韦编三绝之意,盖熟读则卷易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