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论清初文禁对杜诗学的直接影响

清初日益严酷的文禁对文化摧残严重,对杜诗学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对学者人身迫害及其著作的禁毁,另一方面文化禁令使得清初形成的文人广泛交流的学术氛围得到压制,日渐残酷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文化品格,让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面前噤若寒蝉,对杜诗的阐释也随之由明末的自由活跃而一归于古板正统。     

《杜诗详注》与《读杜诗说》叶音考辨

本文分析了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针对仇兆鳌《杜诗详注》叶音改读的十余条考辨,指出《杜诗详注》多用叶音改易平仄以就律,一方面导致注音错误颇多,另一方面导致其所注"一作某"往往无本可据,徒增分歧。     

杜诗名词缩略语研究

名词缩略语是杜诗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别具匠心的言说形式,是对散文句式的一种诗化变异。本文探讨了这一形式的特点及其产生发展过程,对共在杜诗中的表现作了具体研究,指出诗人之所以经常使用这一形式,除了抒情言志的需要外,在艺术上还追求意象的直观和丰美,增大诗句的容量,获得多义模糊的效果。     

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

明末清初钱谦益完成《钱注杜诗》一书,在整个清代掀起了注杜诗的高潮,并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强的学术性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如此,由于《钱注杜诗》所确立的诗史互证方法的深入人心以及清人“诗史”意识的过分强烈,致使清代学者在古典诗歌笺释方法上陷入一种误区。本文就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

《杜诗谚解》是朝鲜最早用朝鲜文注释汉文的翻译诗集,其初刊本与重刊本的出版和普及,在朝鲜儒家文人心中树起了杜诗作为"诗史"的地位;《杜诗批解》系朝鲜人在普及杜诗时取得的第二个重大业绩,在吸取中国一百余人的杜诗注释考证成果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释杜诗的某些不足的谬误。     

大地的儿子与上帝的选民--徐复观、牟宗三对杜诗的不同评价的成因探析及其启示

徐复观和牟宗三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因人生经历和生命形态不同以及此条件下学问的触发之"机"不同,而对杜诗分别持颂扬和贬抑态度。但这两种不同评价在终极意义上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