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谐趣拾遗——兼论杜甫之谐易人格

布封所说的风格即人格,迄今仍有普遍意义。杜诗风格,或曰沉郁雄深,或曰清逸曲峭,或曰悲婉怆凉。于其人格,则多曰狂诞浪漫,忧世伤生,悲己悯人。而杜诗研究千年,却鲜有论及其谐趣风格者。杜甫谐趣诗主要以对困窘生活的自嘲消遣和对老妻幼子的戏谑为主题,其创作动因来源于其谐易达观的人生态度,是对忧患人生的强劲反弹。     

朝鲜高丽时期文学中的杜诗

朝鲜高丽时期 ,随着汉文学的进一步普及 ,杜诗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两大方面都成为了高丽文人学诗写诗的重要典范。高丽文人学杜诗不仅学其精湛的诗艺法度 ,而且还注重考究其审美把握和营造意象的门径。从而 ,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和注疏杜诗的工作应运而生。在这种氛围中 ,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手法影响了整整一代高丽人     

中国诗人杜甫的生态观

杜甫是一位特别钟爱自然、关注生态的诗人。杜诗空前地展现了活泼多姿的生态世界 ,其中的花鸟虫鱼各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蕴涵着诗人对动植物生命的深切同情和对“暴殄天物”危及生态的忧虑。杜甫这种主张物情自适的生态观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诗学价值 ,代表了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忧生之痛、乐土之思和物与之怀 ;从现代人文生态学的角度看 ,具有走向世界的意义     

杜诗仁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杜甫出生于奉官守儒的家庭,是中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继承了孔孟仁性伦理的思想,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思想家园。杜诗蕴含的仁性伦理的主要内容包涵了博爱、扶弱、俭德与其荣辱伦理思想,其基本特征具有性情之真、济世之善与人格之美等特点,杜诗仁性伦理对于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与社会文明进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杜诗“吴体”探论

对杜诗中"吴体"的认识,由宋迄今,说者纷纭。清人梁运昌于《杜园说杜》中所提出的"方言谐词"说,经检验,是最符合"吴体"之"吴"的特性的。梁运昌的"方言谐词"说,是建立在黄生"俗体说"与许印芳"吴中歌谣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方言谐语"中的"吴声"之缘故,而使得杜甫的《愁》诗出现了平仄"不谐"的现象。而这种所谓的"不谐"现象,实际上为宋人以当时通行"官话"的四声进行验按的结果。而"拗体"之说即因此而始。所以,"吴体"的准确定义应为:凡篇中杂以吴地方言俚语及其声调(即"吴声")的近体诗,即为吴体。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

刘辰翁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其众多的评点作品中,杜诗评点影响较大。从表面上看,刘氏评点完全不同于诸家对杜诗的注解,是一种对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的探讨;往深层观察,刘辰翁的评点是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从而使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从杜诗双声看《广韵》(《切韵》)声类及拟音

在权衡诸家对《广韵》(《切韵》)声类所作分析和构拟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考察杜诗双声来探求杜诗所用语言的声母状况,所见大抵与玄奘译著和不空译著中梵汉对音情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