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特征——与非条约口岸城市之比较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 ,一类是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其中 ,条约口岸作为中国最先向近代转型的一类城市 ,是在列强的胁迫下 ,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其发展不仅有双重性、领先性特征 ,而且还存在着各口岸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发展水平与规模的巨大差异性 ,甚至影响着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内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进程。     

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信息条款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因特网条约对权利管理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国对于权利管理信息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法律救济。由于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权利管理信息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比较各国履行因特网条约权利管理保护条款的国内立法,主要差异体现在权利管理信息定义、禁止行为、主观认知要求、例外限制情形以及法律救济方式五个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权利管理信息提供了较为详尽合理的规定,但仍然存在一定不足有待明确。     

浅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若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处分权行为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自然转化为有效行为;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行为。动产已交付善意买受人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买受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因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善意买受人不能取得约定应得的动产或不动产,善意买受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无处分权的人的违约责任。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问题,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形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现阶段关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它已获得软法的地位,但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尽管如此,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对欠缺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一项标准。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具有国际标准的内涵,更具备一项标准应当具备的构成要素,即风险评估、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科学研究的继续和制度的适时调整。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

《合同法》第51条所规范的无权处分制度犯有法律规范"以偏概全"和"体系违反"的错误,引起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实践中的司法混乱。本文试图对我国无权处分制度进行类型化规范,即区分买受人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和不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不同情形,赋予无权处分的不同效力类型,从而达到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制度的体系协调。     

高管团队决策效力与在华子公司战略导向的关系研究

在决策理论与子公司发展理论基础上,分析提出在华子公司高管团队决策效力的三个构成变量分别为高管团队的管理连结、决策全面性和决策自主权。对决策效力与在华子公司战略导向的关系及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辩析1,06家在华子公司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华子公司高管团队决策效力的三个代表变量均正向影响子公司战略导向,环境动荡性负向调节决策全面性与战略导向的关系、正向调节决策自主权与战略导向的关系,而对管理连结与战略导向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免证之免证:前诉免证事实于后诉预决效力的类型化研究

《民事证据规定》保留并限缩了预决事实免证规则,其合理性根基在于先前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在前诉中已经被正当证明程序所查明。然而,预决事实并不完全是经历过证明程序的事实,除此以外,我国民事诉讼中尚存在八种法定的免证事实。前诉免证事实在后诉中的预决效力面临着合理性危机。依据效力来源和作用机理,可将八种免证事实分为三类：不证自明的免证、无需确然的免证和无需再证的免证。不证自明之免证来源于知识或经验,其效力具有绝对性且能够反复适用,在后诉中依然能够免证但不适用于预决效力规则。无需确然之免证生成于当下的诉讼程序,系因辩论主义或者诉讼效率的考量而对某些事实的认定只要求接近真实,其效力具有场域与主体的限定性。无需再证之免证是先前法律程序的产物,其拘束力与确信力来源于最初生成的证明程序,在后诉中依旧具有免证效力,但免证依据应当溯源。     

评估与驱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明显。为探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趋势以及政策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本文从政策工具出发,建立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政策阶段性重点工具-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模型,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但在政策工具使用适配度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供给适配度不高,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金融支持机制,增强资金供给投入,加大人才技术支持,促进文化资源高效利用;还需善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我国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述略

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是民族立法应优先加以考虑的,而我国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原则呈现出多样性。历代民族法所确立的原则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既有差别,又有历史的连续性。研究古代民族法对人的效力的原则,将对我国现代民族地区民族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