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元末知名文士杨维桢的《张氏通波阡表》尚保存着墨迹(中间有阙文),是其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在《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和正德《松江府志》中均录有《张氏通波阡表》的文字.《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文字和墨迹本十分接近,而与正德《松江府志》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是根据墨迹过录的(过录过程中还带来不少错字),正德《松江府志》根据的是石刻,而石刻则改正了墨迹中颇多错误(特别是张氏的家族世系),有可能墨迹系初稿,石刻根据定稿.《张氏通波阡表》的例子,也显示了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独到价值.     

论清代临安府地区农业地理的演变与空间分异

清代是临安府地区农业史上的变革时期,人口数量、土地垦殖、水利设施、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临安府地区农业空间分异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空间差异所致,其中临安府江内地区以不断拓荒、精耕细作的汉地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临安府江外地区以世居民族的梯田稻作模式为代表,更注重人地关系的协调。江内平坝众多与江外崇山峻岭的自然地理形态以及不同的人文环境,造成了该地区农业主要构成要素的沿江南北空间差异分布和内部山坝结构差异,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

以往有关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流官的原因的研究,大都从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人手.文章通过对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过程的考察,试图探讨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统治权力时所面临的行政成本、文化隔膜等因素的制约问题.     

王佑仁德传千年

北宋初年,有人弹劾镇守大名府的节度使符彦卿多行不法。太祖赵匡胤接到举报,立刻把兵部侍郎王佑召来,命他代理大名府,留心观察符彦卿的动静,仔细调查他的罪状。最后太祖又让王佑近前,面授机宜,说:"卿此次前去,若能查出符彦卿不法罪状,朕当与卿王溥职位。"王溥者,当时的宰相也。太祖的意思再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北宋府州为中心

折氏属党项族,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占有府州.折氏家族利用特殊的民族认同和地理位置抗击来自外敌的入侵,为北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注重清除割据势力的北宋政府,不断对府州加强控制,致使折家势力衰弱,最后在对外战争中走向灭亡.     

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

徽州府的上供物料派征情况，系统反映了一条鞭法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与变迁过程。明初由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相互配合完成物料派征。随着物料负担的增加，“配户当差”的方式被里甲役吸收，最终形成了里甲役的财政负担。“正统事例”说明，随着宝钞的贬值，中央政府将部分买办物料摊派给地方政府，并最终转嫁给里甲负担，成为“岁办”物料的一部分。嘉靖以后，“不时坐派”物料负担增大，“均平”成为地方财政关注的主题，宁国、徽州两府先后推行“一条编派”法。但改革的反复说明，审编路径的成熟不代表一条鞭法的稳定推行，徭役财政内在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中央政府以更大的权限统筹解决。      

让心灵去旅行 这一辈子该去的地方——安徽

正安徽,简称皖,建于清朝康熙六年,省名取当时安庆府、徽州府(府即今歙县)两府首字合成,因安徽潜山境内有皖山、春秋时期有古皖国而简称皖。安徽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华东地区,经济上属于中国中东部经济区:地貌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全省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全省分成淮河平原区,江淮台地丘     

“任那日本府”真相——驳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任那据点说”

在古代朝日关系中,任那日本府问题颇有争议.今天,我们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都可以证明在新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古代日本曾在朝鲜南部建立据点并统治朝鲜南部地区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     

校订本《册府元龟·掌礼部》引“三礼”校读札记

校订本《册府元龟》是目前最方便读者的读本，经名家分段标点，条理清晰，嘉惠学林。但因为成于众手，时间仓促，在一些校勘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文字的讹误阙衍等，对阅读和研究《册府元龟》颇有妨碍。今以《册府元龟·掌礼部》中关于“三礼”的引文为例，就其中诸如此类问题，参核众书，列出校勘记十五条，以求对《册府元龟》的阅读和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