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不是评价译作价值的唯一尺度——林纾成功翻译的启示

本文以林纾成功的翻译为例,分析社会背景和接受者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指出衡量译作的价值,不只在看它是否“忠实”于原作,还在于看它是否适应社会进步的需求,有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本文就宗族研究史上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与"义序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回顾和讨论,认为林、弗两氏宗族认识之异同,可以用"宗族的功能论"与"功能的宗族论"之异同来归结;弗氏在其理论构筑中只能入手、吸收"义序研究"之部分成果的"偶然"之中,内含着当时功能主义、非洲宗族范式的流行以及弗氏本人宗族研究取向等的"必然"因素;然而,这种"必然"导致了弗氏理论对宗族的观念系谱等文化要素之分析的忽视,并进而局限了其理论自身的阐释力.本文提示,世纪之交的本土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仍要立足学科,发挥其诸如亲属制度研究、田野工作等方面的学科特长和本土文化分析之所长,为整体的家族、宗族和汉学研究作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蒙古克烈部族源考述

关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草原强大部族克烈部的族属,学界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于该部族源,不能妄断他们就是原蒙古人胤嗣或是突厥、回鹘(纥)人后裔,其原因就在于此部所包含的部族成分极为复杂,主要是较早移居漠北草原的“九姓鞑靼”,即在政治上统括留居漠北的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余部后形成的复合群体;“克烈”这一名称,应源于漠北地名“哈喇和林”。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金泽荣与翰墨林编译印书局

翰墨林编译印书局作为近代颇具影响、成立较早的出版社,它是金泽荣流亡期间的养家糊口之源、编校著述之地与社交活动媒介,为他提供了学术研究上多方面的保证或支持。反之,该印书局亦因金泽荣的加盟以及许多韩国历史、文学重要著作的出版,彰显了其自身的最大特色,并在促进中、韩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保存韩国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粹,以抵制日本对韩国的奴化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名人讲课艺术

(一)林纾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有一门课被排在下午二三时。一天,林纾看到学生昏昏欲睡,便把课本一合,说道: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学生一听,精神为之一振。林纾接着说:有一个风流和尚,一次经过一座桥,看见一位美女姗姗而来。学生此时已集中精神听他讲故事,但林纾此刻却不讲了。学生请他继续讲那个     

“士人风骨”在江南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表现

阐述了“士阶层”在历史变迁中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涵——“士人风骨”以及“士阶层”与江南园林之间的渊源.通过分析“士阶层”的精神内涵对于江南园林植物造景方式的具体影响,研究与士人有关的江南园林在植物造景方面的独到处理手法.与现代的居住区环境造景手法相对应,并且分析了历史建筑环境修复案例,阐明了“士人风骨”在当代环境设计中的深远影响.     

被误解的卫道者——论林纾之改良主义思想

林纾的改良主义思想是在爱国忠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感念折射了他对君主立宪主张的坚持而非对封建制度的死守;不管是对待新文化运动还是对待白话文运动,林纾都是持改良主义态度的,他反对"一刀切"的激进做法。因此某些学者给林纾贴"封建复古派"标签的做法是欠妥的,以"坚持改良主义的卫道者"来评价林纾更为合适。     

林纾翻译思想的多元系统阐释

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探寻影响翻译过程和译者翻译的社会历史因素。由于林纾翻译的翻译对原作进行大量增删,已经不能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译文进行评价。本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影响林纾文学翻译思想的文化成因,力图阐明以下要点:一定时期的翻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林纾的翻译思想也受到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翻译小说救国强民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