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区藏传绘画派别和系统初探

康区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和文化区域之一,在这一区域中,藏传绘画十分发达。自公元17世纪以来,康区就已是藏传绘画三大画派(门派、钦派和噶玛噶孜画派)中噶玛噶孜画派的传承中心。在这个传承中心中,西藏昌都地区的噶玛丹萨寺、四川甘孜州德格的八邦寺和青海玉树州囊谦的奇吉寺是重要的传承场(或称传承分中心),其中,德格八邦是重要的一个分中心。文章重点对这个分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其他一个画派和一个系统分别是门派的分支——新门派和朗卡杰绘画系统。三者之间风格各异,但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康区宁玛派名寺传承考述

康区的宁玛派著名寺院在继承和传扬宁玛派的远传经典、近传伏藏等主要法脉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康区又是宁玛派著名寺院荟萃的宗派重镇和文化圣地。为此,本文对宁玛派的演进历史、康区的名寺传承作了深入缜密的考述。     

试析康百万庄园建筑的文化内涵

康百万庄园是中国三大地主庄园之一,位于河南巩义市康店镇,是一大型清代建筑群.建筑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人工自然物和自然环境,它既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精神方面的文化内涵.康百万庄园主宅区所蕴涵的精神方面的建筑文化内涵,包括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崇尚和谐的思想,"唯变所适"的辩证思想,崇尚儒学的思想观念.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以边疆服务运动（1939-1955）为例

一直以来,基督教都积极致力于在华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但基督教在川西及西康民族地区开展公共卫生事业则肇始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该组织不但开办医院,为该地区边民日常接诊,还组织巡诊活动,为边民诊治和预防流行疾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川康地区逐渐建立起具有现代性质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拯救了大量因流行病传染而面临生命威胁的边民,并在此过程中向边民传播了卫生防疫知识,使他们相信现代医学,远离"端公",促进了川康边地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

1933～1938年间,学界很多有识之士在《康藏前锋》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康区教育的文章,深刻地分析了康区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康区教育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当时教育人士的真知灼见对于现今发展藏区的教育不无启示与借鉴。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康区藏族一妻多夫家庭

婚姻家庭是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传统课题,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世界上的多种婚姻形态中,最普遍的为一夫一妻的单偶婚,其次为一夫多妻婚。一妻多夫婚则较少,在默道克的世界民族志抽样调查中,只有4个民族,其中包括藏族。在中国则只有藏族、俄亚纳西族、门巴族和夏尔巴人。这一文化现象由于其特殊性,对它的研究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除俄亚纳西族的一妻多夫婚调查研究较为深入细致外,其他民族的则较为零散。因此,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实地调查资料尤显重要。     

中国教会本色化系谱中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

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要义是中国信徒在中国事务中担负责任,基督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适应.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是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在边疆地区的重要实践,扩展了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边疆服务部在川康民族地区开展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等社会服务事业,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改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边疆服务体现出采的"边疆化"与"政治化"的特点,恰是中国教会本色化在边疆地区的具体表现.边疆服务推动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历史进程,也印证了中国教会本色化努力中的内在困境.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