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     

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的“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政治势力、藏与西康、青海省政府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

康区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池盐),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康区食盐交换对象以粮食为主,茶叶及其他日用杂货为辅,食盐的运销商主要是藏商。康区盐产多被土司或寺庙控制,自由贸易是盐业的常态。自清代开始,部分嘉绒藏区以及中甸、维西等地先后导入内地的引岸制。清末盐井被收归官办后,实行以盐税征收为核心的商人包销制。随着官府对康区盐务管控的加强,毗邻省区之间的盐利之争成了康区盐务的重要症结。特殊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形成的传统交换关系,以及多元化的盐务管控,共同造就了康区盐市与盐政鲜明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学的层级互动——以顺治、康熙年间晋安诗坛为讨论中心

地域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在接受他地文学影响;在接受的同时,不仅反哺影响源,还在影响着其他地域,构成地域文学互动的层级性。作为明清诗歌研究绕不开的晋安诗坛,在顺治、康熙年间与他地互动频繁。晋安诗人北上江南,窥探当时诗学主流的同时反哺江南诗坛,同时又对入闽江南诗人的诗学理念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诗人主政八闽、移居江南为两地诗坛带来一股真情之风的同时,披谗遭贬来到陌生辽东的两地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还略显荒芜的辽东文学,更是开出诗歌的真情之花。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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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