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省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2月10日,全省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厅长、省公务员局局长王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戴允康主持会议并传达学习了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勉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的重要批示。省人社厅副厅长、省公务员局党组书记李泽远作会议总结。     

民国时期康区的金融财政

民国时期,康区金融业相当混乱,先后流行多种货币;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生活长期处于困顿、艰难的状态。康区的金融财政萧条与当时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迟缓有密切的关系,为国际、国内大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感受连山老区的欢乐

2020年9月下旬,初秋时节,天高云淡;山村美丽,繁花似锦;田园沃野,丰收景象。我随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一行,前往连山老区上帅镇走访。2010年至2015年,我曾任连山老促会会长,后来到了城里生活,虽然已五年多了,但总忘不了在老促会工作的岁月,感恩老区的深情厚谊。这次应约回老区走一走,看一看,分享老区在美丽...     

王崇举校长、廖元和副校长被评选为“影响重庆·三十名经济风云人物”

2009年1月12日下午，南坪国际会展中心千人宴会大厅，灯光璀璨、群英闪耀。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400余位专家和企业代表济济一堂，共同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庆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     

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种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形成：基于福柯与康吉莱姆关系的考察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柯逐渐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过往基于“压抑假说”之权力观的新权力理论。尽管这种权力理论具有强烈的福柯色彩，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规范”，我们仍能清楚把握到康吉莱姆对福柯的影响。实际上，康吉莱姆所厘定的作为内在的、肯定性的生命形式的“规范”概念及其使用方法，不仅为福柯提供了摆脱“压抑假说”，构建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在福柯对自身权力理论的不足进行克服时，与之产生了共鸣。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再论藏语康方言的分类

关于藏语康方言到底有多少种，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看法不尽一致。通过对藏语康方言的系属、藏语康方言的分布区域和分类、选点调查，以及藏语康方言识别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探讨，指出在进行藏族方言和康方言研究时，尽可能不用某一量化的标准进行一刀切式的衡量，而是根据具体方言事实，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及语言人文环境确定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有利于解决藏缅语族语言或方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