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闺阁昭传”说质疑——兼谈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

指出"为闺阁昭传"是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目的的误读,并非曹雪芹的本意;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对人生和社会深刻的哲理思考,他比较自觉地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识和解读封建社会,全书充满了《易》的理论和思想。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呼兰河传》的家园建构

萧红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叙述了生活在故乡呼兰河小城的＂小民们＂的家园故事。属于老青幼三代无家的三个小人物,是生活在呼兰河小城民众的缩影,作者用冷暖递进的孩童的眼光,观察这三个人物凉薄困苦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底层＂小民们＂的家园建构,也透露了萧红自身投射在文本中的家园意识和＂小民＂身上所体现的家园情结。     

论秦汉的置(上)

作为秦汉时期的邮驿机构之一,置具有传递公文和接待过往使者、官员的职能。其内部组织完备,既有供各类使者官员住宿的传舍,又有提供膳食、车马服务的厨、厩,并各有专门吏员负责其事,从而保证了秦汉王朝的政令畅通及与周边各政权的友好往来,在一定条件下还为朝廷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     

论《醒世姻缘传》的树形结构

《醒世姻缘传》的结构神似树形,因果观是树形结构之根,晁源和狄希陈的前生后世的婚姻是树形结构的主干,晁夫人的后半世是树形结构的次干,诸多大小轶事构成树形结构的枝叶。依托树形结构,整部小说以惧内故事为主要讲述对象,展示明代中后期乡村及城市中下层各色人物和社会生活,其结构颇具特色。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近二十年日本道教文学研究综述

道教文学是近年日本中国学的一大研究热点,呈现出不同文体、不同学科相互生发、相互印证的交叉研究趋势。京都中国学对以《真诰》为首的道教上清经系的释读,成为近20年讨论六朝唐代文学和文人精神生活的新起点,唐诗与道教的关系研究也因此获得突破。神仙传记研究逐渐深入宗教文学本质,志怪小说更加注重考察道教故事母题的流变,明清小说多结合道教善书、搜神类书,元杂剧研究则出现＂英灵镇魂剧＂的解释框架。     

经、史分途与魏晋杂传的文体生成

魏晋时期史学从经学的束缚下渐渐脱离出来,经、史开始分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繁荣与高涨对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杂传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杂传虽然受到文学的影响,并在语言、叙事上体现出文学性,但它依然保持了两汉史传的"本色",在体例、名称及分类等问题上明显地继承、发展了两汉史传。     

汉英交传中流水句口译实证分析

首先回顾了流水句和口译特殊性的概念,评估了口译特点及其原则,指出流水句口译的必要性。根据口译实践,结合MTI口译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流水句口译具体方法,最后提出了提高流水句处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从《南海寄归内法传》看《汉语大词典》的立目与释义疏误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归来后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其语言通俗,词汇丰富,涉及面广,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初年的语言实际,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书的一些词语未被《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一些大中型语文工具书收录。一些词语虽然被《汉语大词典》等立目,但存在着义项漏收、书证晚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