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校证(十五则)

今本《楚辞》所载作品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将有益于该类作品的进一步校理.     

内蒙鄂伦春旗婚育新风进牧家

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引导村民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人口计生局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融入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各级人口学校的宣传阵地作用,开展了以下活动：一是组织育龄群众学习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增强群众依法生育的意识;二是做好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让流动人口自觉接受现居住地的人口计、生管理与服务;三是在各村建立国策墙,     

校政企合作:函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研究

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支持和企业参与,结合校政企合作通过高等函授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践,探讨校政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并对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将有助于函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 <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谭峭及其《化书》初探

谭峭与谭紫霄;谭峭、宋齐丘与《化书》之间历来记载混乱、争议颇多。本文通过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成长背号、人生经历、学术旨趣及承传等方面考证谭峭与谭紫霄的关系;梳理谭峭、宋齐丘与《化书》的关系。指出谭峭与谭紫霄为不同的两人,《化书》为谭峭所著。     

唐朝宰相的权力有多大

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宰相制度深受后人推崇.唐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若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等名就是名副其实的宰相. 唐宰相制度较之两汉有很大发展,较之南北朝更完善成熟.高祖之世,是唐宰相制度形成阶段,宰相风采已显端倪; 太宗至天宝之初是完善阶段.那么,唐朝宰相都有什么样的权力?     

书画同源——论书法和绘画在用笔上的相关性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书法和绘画,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了难舍难分的关系,它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实用目的不同,书法和绘画各自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他们在本质上仍具有共性,这便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比如它们都强调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宇宙永恒运行的规律(道或气).本文试从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表现形式方面,暨书法和绘画的用笔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并结合历代研究该命题的相关文献,作相应论述,并得出结论.     

钞书、复古与匹夫之责——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清代“开国儒宗”顾炎武以“校雠”为“读书”,以“钞书”为学问正途,就是为了复“古人之学”,而“复古”的目的,正是为了尽“匹夫之责”以“保天下”.作为“匹夫”的哲人既“保天下”也“保国”是出于守法,但作为“匹夫”的哲人不将“保天下”和“保国”混为一谈.如果说,以钞“先秦古书”为主的顾炎武之“钞书”可谓之“竖钞”,则我国自严复以降的欧西古典翻译就可谓之“横钞”,且如今“横钞”仍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