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能工业管制体系的演变及其借鉴分析

在原子时代的开端 ,核能的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核能经历了一个不受约束的扩张阶段。但是 ,随后公众的支持和经济利益转向了反对核能技术。从 70年代后期开始 ,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再没有订购新的核电站。美国核能管制体系在决定核能命运的选择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没有预计到的重要角色。文章详细地描述了这个体系的演变历程 ,以及它在公众对核能的信心的消逝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核能管制体系对公众的这种信心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管制体系具有的促进和管制核能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管制过程的保密以及一种幼稚的与大众沟通的策略     

中国需要大规模发展核电

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能源供应缺口将高达２０亿吨标煤左右,大规模发展核能是弥补这一缺口的途径之一。核能是清洁、安全的能源,核废料处置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核电在我国也具有经济竞争力。为促进我国的核能发展,建议实施下列政策：明确核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采取符合国际核电发展趋势的核电技术发展路线,加快核电的国产化,以科研为基础增强自主化能力,并及早关注公众可接受性问题。     

日本核危机对我国核能发展的启示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事故,将核电安全再一次推到风口浪尖。福岛核危机会不会演化成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件?核能究竟是不是一只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核能开发过程中的零风险是否存在?这一连串的问题引发了全球巨大关注。中国核能开发是继续前行还是回归原点?日本核危机对我国发展核电的影响不能低估。     

自由党执政期间的澳大利亚核能政策及相关社会舆情回顾

澳大利亚对于核能的开发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通过对前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的澳大利亚核政策及相关社会舆情回顾,可知澳洲政府、政党和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该作用对于国家核能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留学面面观

俄罗斯幅员辽阔,领土面积占世界第一,其教育也非常发达,有许多学科名列世界三甲,许多大学在世界排百名以内。每年临近毕业时,许多欧美大型企业会来到俄罗斯的大学挑选人才。低门槛留学受青睐俄罗斯大学的专业非常丰富,其中优势专业有：航空、航天、航海、核能利用、军工、计算机、音乐、美术等。上海大部分学生到俄罗斯留学深造主要集中在音乐和美术等艺术类专业。俄罗斯这两类专业实力堪比法国,而且学费低廉,深受上海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核扩散根源探析

当前,国际核扩散形势严峻,其原因在于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和实践破坏了国际安全环境,在于国际核扩散机制存在漏洞且不能应对新的扩散形势,也在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防扩散机制的不公,还在于核国家不仅没有履行核裁军的承诺,而且还进行纵向扩散。     

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国际法基础

随着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核能的安全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核损害及其赔偿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核损害责任国际公约的框架下,健全国内的核损害责任制度,将有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促进核工业的健康发展以及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核责任领域立法的不断完善,则为核损害民事责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核电站悲剧与核能的未来

日本的核电站爆炸,当然会让人们联想起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造成的惨痛灾难。尽管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还需要观察事态的发展和进行全面评估,但是过去任何担保核电站安全的承诺,都已受到深深地质疑,因为人们总是强调切尔诺贝利是孤例,但是福岛核电站爆炸推翻了孤例说。也许福岛核电站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两者无法相提并论,但两相对照,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会重演吗?     

“后福岛时代”的核能国际组织①及其与中国的互动

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在全球引发的核电安全恐慌虽然激发了强烈的反核民意,但人类将更大幅度地安全利用核能的大趋势仍然清楚明晰。面对安全隐患和技术风险恒常存在的"后福岛时代",核能国际组织在核应急联络和核事故评定、核安全标准完善及核电站定期抽查和同行评估、第四代核能系统研发和核燃料循环以及国际热核聚变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最为凸显。于是,在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下必须选择核电发展的中国,近年来明显加强了与核能国际组织的互动。在核安全监管与同行评议、最前沿的核技术研发、核能人才培养、地区核电安全与核电建设等领域与此类组织广泛合作,旨在更安全高效地保障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进而确保中国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安全。     

科技灾难的风险沟通: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地震的民意再现为例

媒体是民意再现的场域,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重要政策改变之际,媒体不仅扮演报道事件的角色,同时亦提供意见表达与近用的平台,反映大众情绪,呈现大众意志的集体声音。文章针对日本东北3·11地震海啸灾难及其引发的核灾危机,探讨台湾媒体如何再现民意公众对日本海啸与核灾风险的评论与反思。本研究主要选取台湾四家主流平面媒体的读者投书内容,藉由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探讨民意公众对核灾风险冲击的响应,藉此了解媒体再现在地民意的可能面貌,并进一步探讨台湾媒体身处风险社会,面对灾难与风险议题的报道角色与再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