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工夫

虽然朱子对《大学》的经典解释早已受到质疑和挑战,甚至已经跌落为对《大学》的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而已,但是从工夫的角度解释的朱子的《大学》,却仍然具有生命的力度和实践的效验。《大学》乃朱子一生学问之重心,在朱子看来,《大学》就是讲工夫的。本文试图具体阐释朱子《大学》与工夫之关系,以及三纲领与八条目、格物与敬等工夫间的关系。     

论二程道德修养观

二程道德修养观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二程伦理思想的方法论。由于二程本体论的倾向不同,导致他们的修养观各有侧重,因此对以后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正确认识二程道德修养观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二程修养观进行阐释,且揭示二者修养观的不同倾向。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格物""知止":定位《大学》的理论功能

作为《礼记》中的一篇论礼文章,《大学》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因此被朱熹挖掘出来赋予“四书之首”之尊,列为儒学“初学入德之门”之书。然而此后的学者对此却莫衷一是。究竟应当如何确定《大学》的理论价值?从研究文本的角度来看,“格物”“知止”是理解《大学》理论价值的关键概念,《大学》的逻辑思路与实质内容不仅据此得以建构,而且其对于后学的进德修业乃至深入理解儒学思想的内核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论邹守益的慎独说建构

邹守益通过安顿自身生命困惑与挽救时代危机建构慎独说。他早期接受朱子学思维,困惑于朱子解《大学》格物与《中庸》慎独异问题,后得到王阳明指点才知两者可以合一,从而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与王阳明以《大学》格物统摄《中庸》慎独不同,邹守益以《中庸》慎独统摄《大学》格物,这主要因为王阳明处理朱子向外穷理的弊端,邹守益处理王阳明向内格心的弊端。当时学者致良知出现落入有或无的弊端,对此邹守益重新诠释《中庸》慎独说,主张学者须在日用常行中达到独知,挽救了学者致良知危机。邹守益建构慎独说,具有保守作风,影响了江右王门后来的发展。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杨时为学进德之序述评

在传统儒学中,为学进德是人生的志向和追求,而追求须有始有终,有先有后,即遵循一定的次第。程门高足杨时沿袭《大学》之为学次第,高标《中庸》诚之大本,融合程颢、程颐之内外路向,以格物为起点,以反身格物即诚身为核心,以力行为落脚点,强调为学进德是知与行合一的过程。在这一次第中,对格物的论说和取向既是杨时思想的特色,也是造成其思想内含矛盾之处,即由承认外物之理的存在和关注外物之理穷格的需要转向内格诚身,从而游移于物与心之间。这种游移体现了他试图糅合二程向内、向外两个思维路向却难以融通的困惑。     

重建“儒者之学”——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