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子和阳明都把＂格物致知＂作为修养工夫的一个核心,但二人所要＂格＂之＂物＂和所要＂致＂之＂知＂,以及如何＂格＂,却大不相同。从二人对＂格物致知＂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工夫论进路。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致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修养工夫的着力点和的价值目标上。     

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阐释《大学》的二重向度--从朱子与阳明不同的哲学进路看《大学》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王阳明依循着各自的哲学进路即分别以知识论、价值论为主导对<大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试通过对这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的具体展开及建构基础的分析,来论证两种注说的合理性.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程朱之间“格物致知”思想的诠释和分化——以程门后学为中心

程门后学对格物的指向、格物的效验、格物的途径的解释基本延续甚至扩大了其师的分歧。呈现出工夫内向化的倾向。程门弟子的论述虽然有诸多弊病,但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正是在批判二程弟子的格致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偏内遗外、格物次序两个方面。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致良知”与“格物”关系的体用论新解——论熊十力《大学》释义对阳明心学的补阙

熊十力继承阳明良知观的要义并扬弃阳明后学“耽虚溺寂”的弊端。他建立了本体是大用流行的学说。在此前提下,他区分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作为“自体”的良知,全面阐述“致良知”与“格物致知”的关系,从而批判了只面向外在事物的工具理性,也批判空谈道德而忽视经世致用的倾向。经由吸纳阳明及朱子的学说和赋予《大学》经文的新诠解,熊十力建立了其独特的宇宙本体论的理论体系,这有助于把道德修养工夫与实学研究相结合,为解决困扰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

朱熹创立的格物说 ,丰富了中国哲学史 ,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理。这个理包括自然之理 ,也包括人心之理 ,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格物”作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为内圣外王的起点 ,对满足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 ,对多民族的我国形成坚固的文化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艮与“泰州学派”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今属江苏省东台县),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1年),是明代一个伟大的平民儒学宗师。王艮成年后师从王阳明,一生不喜著述,存世的语录、诗文、杂著总共不到1.4万字,这在宋、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