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影响深远。通过研究来华的虔劳会会士马国贤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各派在此一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同。中国礼仪之争也表明中西文化的认同是何等的艰难。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叙事自我：特质与情境的整合

特质与情境之争与自我观密切相关。传统心理学假定自我是作为精神实体而存在的，则行为是由特质决定的；社会建构论认为自我是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建构而成的，则行为由情境决定。叙事心理学认为生活故事形成并建构了一个人的自我与人格，故事为一个人的自我提供了特质与情境的统一。叙事心理学将叙事思维引入心理学，用生活故事架起了一座连接特质与自我的桥梁。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文化互视与自我镜像——利玛窦译名政策背后的中西文化互释

作为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暨中西文化首次实质性相遇的"第一接触点",利玛窦的译名政策受到中国奉教士人的拥护.从文化互释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与中国信徒之间关于译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对对方的误读和对自己文化的调适为基础的.该政策最终的成与败提示我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融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方能有效.     

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

1936-1937年发生的梁宗岱与梁实秋关于"象征主义"的论争,一直未引起学界太多的注意,而在颇为复杂的"二梁之争"背后,实是两位学者因不同的学理渊源所引发的一次诗学问题的交锋。梁实秋古典主义的伦理人性诗学观和梁宗岱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诗学观是他们论争发生的根源所在。论争对中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建构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论4至10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及高句丽、渤海与日本"结援"的历史真相

从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在东北亚地区相继发生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的历史事件.日本则趁机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的动荡,妄图改变东北亚政治格局.高句丽引狼入室,未能挽救自身灭亡.渤海初期与唐王朝发生矛盾,曾"结援"日本,但在唐玄宗的政治对话之下,很快得到化解.终渤海之世,渤海与日本一直存在"国书之争"--日本把高句丽、渤海视为朝贡国,渤海始终不接受,不承认.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和日本趁机称霸东北亚,给予我们很多历史启示.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