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学政案——以“星伯学案”为中心

清代学政,弊端丛生,导致了大量学政案的频繁发生.尽管统治者历来重视学政制度的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行高薪学政养康制度及改进学政考核制度,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由于学额所限而给各地学政提供了利益的驱动.在众多清代学政案中,《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西域三种”的作者徐松,在嘉庆时期所牵连的“星伯学案”是其中一个典型.     

犯罪新闻报道中“事件律师”的形象呈现——以“药庆卫案”为例

本文以传播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理论作为理论依据,通过对药庆卫案中权威媒体对律师兰和形象的报道,分析权威媒体是如何描述和呈现"事件律师"形象的。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大众眼中"事件律师"在大案要案中形象,由此延伸到对我国文化与社会的透视与发现,总结出中国"事件律师"形象的构建因素,并提供可行的改善措施与方法。此外,本文整理了律师兰和在此期间的514条微博,并从66篇博文中筛选出13篇权威媒体的报道,并进行内容和框架分析。研究主要关注的时间段从2011年的6月28日(律师兰和接受药庆卫授权)到2012年的7月31日,即法院一审判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师张显侵犯药庆卫名誉权的事实成立,原告药父胜诉。     

从黄光裕案看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基本法律问题

《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内幕交易严重破坏证券市场交易秩序,触犯国家刑事法律,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应予以严厉打击,并且追究当事人相应责任。《证券法》第七十六条对内幕交易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了原则规定,但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本文拟结合黄光裕案,着重分析内幕交易的基本属性和行为特征,并对实务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看法。     

论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

为了防止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侵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我国相关立法中却未明确规定.通过对共同犯罪的界定、实务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分案情况、依据以及分案对辩护影响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当摒弃“一案化为常态、分案处理为例外”的观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共同犯罪案件一案或者分案处理的标准,适当保留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司法实践中随意、混乱的不当分案.     

宋家滩村的土地官司

49．18亩土地，1102名原告，14宗行政诉讼案。 如果不是那场备受关注的“民告官”官司，宋家滩村——这座位于兰州城北、黄河岸边的普通城中村，或许并不为外界知晓，村民们也本该安静地享受着城镇化带来的繁荣与喧嚣。     

法律与道德之争:泸州遗赠案的司法裁判研究

关于泸州遗赠案,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法官是依法裁判还是依道德裁判,在疑难案件中是否存在客观正确的裁判,他们虽在具体结论上针锋相对,但在法的概念论上都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即都排除了道德.法律实证主义无法回答裁判疑难案件的合法性难题.德沃金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司法的合法性来自于在整全上对法律所作的最佳解释.相比较而言,德沃金的理论虽有缺陷但更值得赞同.一个司法裁判,只有在对何为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的问题上付出令人尊敬的努力,才配得上合法的名誉.泸州遗赠案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到质疑,正是因为它没有给出用以证明它是建立在对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基础之上的任何依据.     

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市场全球化下的战略性自然资源国家治理

中国在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和稀土等产品出口案中的相继败诉,表明中国在战略性自然资源治理方面离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相当差距.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中国战略性自然资源良好治理机制的构建,必须以承认这一差距为思想动力,深入理解市场规律,辨证认识国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同世贸组织规则之间的关系与衔接,通过提高体现战略性自然资源稀缺价值的资源税费、制定和执行旨在保护环境的严格而科学的环保制度、建立战略性自然资源类原材料产品储备制度和跟踪制度的路径而完成.     

理念、逻辑与路径：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究

实现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逻辑以及治理路径三个方面入手。网络暴力的法治化治理应该遵循当事人保护主义的治理理念,既符合《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的规范要求,也能将对当事人的保护贯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双层空间。治理网络暴力应该遵循事前预防治理、事中监管治理以及事后追责治理的全链闭环治理逻辑,构建预防技术与规范标准相结合的事前预防体系,事中的实时合规监管以及事后及时阻断网暴信息并协调不同责任之间的衔接。实现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网暴分类处置与长效治理机制,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等专门法规,以实现对网络暴力重点风险领域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