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意识形态——试论“中国梦”的思想建构

通过对幸福思想史上两种主要幸福观念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认为,幸福就是享有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在人生中能够持续存在的积极快乐。幸福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想象、追求和体验,主体对幸福的不同体验也反过来影响着其对特定意识形态的态度。"中国梦"是对幸福的一种想象和许诺。从思想建构的角度理解,"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确的幸福观念,而且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建构起社会主体对社会现实的幸福想象。     

论吴梦窗词集的版本流传

吴文英生前自编词集《霜花腴》已佚,亦曾有尹焕序本、宋末旧刊本,今皆不存。自宋末至明终,黄、周密等人的词选及张炎、沈义父等评论家的词论,都在推动着吴文英词的流传。到明末毛晋辑刻《宋六十名家词》中的《梦窗甲乙丙丁稿》和卓人月、徐士俊合辑的《古今词统》的刊行,梦窗词集成为清代致力最深的集子,集中了杜文澜、晚清四大家、陈廷焯及陈洵等众多名家对其校勘、评点。本文根据自吴文英生前以来对梦窗词进行结集、编选、校注及词话评论等文献记载,将从梦窗词集版本刊刻源流、众名家词选梦窗词的版本来源和诸多词话词论言及梦窗词流传的文献三方面论述吴梦窗词集的版本流传。     

征稿启事

倏忽之间，时间的年轮已滑过2013，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梦的光荣已踏上了新的征程——2014，骏马迎新!     

边塞与闺情的结合——论纳兰容若边塞词的艺术个性

纳兰容若边塞词在词史上是独特的存在,塞外风物与闺中情愫的巧妙结合,边塞题材与婉约词性的完美统一,显示了纳兰容若卓绝的艺术个性。这源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情的特殊体认。纳兰对情的体认和表述,受晚明重情、任情的文学观念的影响,词中在乎的是情的充分表达,而不注重边塞景物的猎奇性描写。纳兰词把闺情的叙写置于边塞词的核心,把边塞景物作为情感表现的背景,从而在传统的边塞词领域开拓出新的气象。     

“中国梦”对新时代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成才的价值研究

新时代,作为培养践行"中国梦"生力军的医学院校,责任重大,培养出的医学生,肩负维护"健康中国"的重任。医学院校应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强化医学创新人才培养,青年医学生要用实际行动践行"中国梦",国家、社会要营造公平正义的环境促进医学生的成长成才,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没有坏的恋爱只有不肯成长的女人

正有种抱怨最不稀罕":为何我命烂屡爱屡败,有人像中了彩票愈爱愈勇?"心理专家说,世界是你内心的投射。其实,选择始终在你手中。强大的女人会告诉你,再糟心的恋爱,都可以是成长的机会。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关注感情问题,更容易有感情的问题?这是因为女性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比男性更注重情绪和交流,这导致女性在两性上的问题远远要比男性多。可以这么说,女性花大部分时间研究感情问题,感情顺利与否直接影响女性的心情。很多女性甚至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和感情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有一句老话被转来转去,它的大概意思是婚姻(恋爱)就是自己做一个好人,然后找一个好人。很不幸,很多看到这句话的人,都牢牢记住了后一句,而忘记了前一句。自己做一个好人,看起来不难,其实挺难的。     

《西湖梦寻》校读札记

《西湖梦寻》是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张岱所著的史料笔记，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均以马兴荣点校本为底本进行了排印。但参照《武林掌故丛编》所收《西湖梦寻》及《续修四库全书》所记录康熙本《西湖梦寻》，发现该点校本中存在文字形近讹误、文字音同讹误、衍文、脱文、标点误用等舛讹之处。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体系转化”的基本路径探索——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本文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探讨了实现思政课"体系转化"(即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教学体系转化为学生的认知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基本路径:教学过程中坚持育人为本,培育和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开发学生的主体能力,使其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能力和素养的全面提升;同时,以"中国梦"教育为契机,在理论教学基础上采取"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和自信,进而真正实现教学体系向学生的信仰体系转化。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梦”之解析

屠格涅夫《散文诗》以"梦幻"形式和内容最为常见,其意义显然不可小视。"梦"之作多以主观见长,往往更需读者客观解读。"梦"是屠格涅夫所思所想,是其深邃哲理思考的结晶,同时也是其擅长的艺术表现形式。"梦"的内容本身不可信,可信的是潜藏其间的点滴内在思想,而"梦"的形式本身则为散文诗增添许多艺术魅力。     

从《邯郸记》改编论冯梦龙崇北尊古的曲律观

冯梦龙改编汤显祖的名剧《邯郸记》为《邯郸梦》,收入《墨憨斋定本传奇》.冯梦龙通过改编文本,表达了崇北尊古的曲律观,并以此来规范传奇创作,《邯郸梦》改订的曲牌范式虽没有被曲家编订曲谱时采纳,但也不可完全否认其定曲体的文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