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存Katantra梵文写本初步调查

西藏自治区存有大量梵文贝叶经。在非佛教写本中,语法写本所占比重最大;在语法写本中,Katantra相关写本比例很高。由于编目信息不全,西藏自治区所存梵语语法写本迄今未被学界利用。文章利用现有的目录和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室收藏的原民族文化宫藏梵文写本照片,汇集有关梵语语法著作Katantra及其相关文献的写本信息,做了初步的编目工作。     

唐代石刻文献的左行书写

唐代石刻左行书写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民间性,以官府名义刊立的石刻罕见采用这一格式;其二,具有较强的文本选择性,各种类型的题记、诗文题刻和墓志运用这一格式相对较多;其三,受石刻形制的影响,摩崖刻、洞壁题刻、附刻类石刻和墓志较为常见,而其他石刻形制罕见。唐代这一书写格式从宗教逐渐推广到世俗领域,地域上呈现出由北向南传播的轨迹。唐代石刻左行书写的推广运用与皇室、文人官僚有较大关系,正是他们的接受、使用和宦游迁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带动效应,拓宽了这一书写格式的空间场域和文本使用范围。唐代石刻文献左行书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梵文佛经书写格式的影响,展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丰富图景。     

《仁王般若经》的汉译及其“疑伪”之争

《仁王般若经》"疑伪"的说法,其来有自。在梁代此经已经有来历莫辨的困境。但是,应该充分注意的是,此处所言为"疑经"而非"伪经"。从僧祐将之编入"失译录"来看,关于此经当时最为苦恼的是不知译者。隋法经在《众经目录》中将《仁王经》列入"疑惑录",法经看到的《经录》记载《仁王经》二卷为"竺法护译";法经看到的实物《仁王般若经》在经首又有"罗什撰集佛语"的题名。《历代三宝纪》根据新的资料作了记载,肯定了此前《仁王经》有三次翻译。费长房的记载得到后世经录学家的普遍认同,唐代的智昇并且直接否定了法经的说法。智昇所说的《仁王般若经》"翻译有源"就是以费长房的记载为依据的。通过对于隋唐经录关于此经的记载的分析研究,认定《仁王般若经》并非"疑伪经",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不空等先后四次翻译《仁王般若经》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     

毗湿奴及其一千名号（续五）

“众生之师、无上之师、众生栖息处、真实、真勇无敌者、闭眼者、睁眼者、戴花环者、辩才之主、非凡之智,（36）引导者、众生引导者、吉祥者、法理、领导者、赋形风神者、千首、宇宙之魂、千眼、千足,（37）转动者、脱离者、障目者、粉碎者、日、毁灭一切者、祭火、风之神、身负大地者,     

佛山的三个梵文音译地名

广东省佛山市的三个重要地名塔坡、佛山、禅城,对应着佛教极为核心的词语stūpa、buddha和dhyāna。佛教这么早传入岭南边陲小村,得益于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蓝色文明相伴。佛山的三个音译地名,折射出广府的水性文明特征和包容外来文化的态度。     

《镜花缘》比较探源

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考察 ,以镜月水花的方式观照社会和人生是《镜花缘》的基本观念 ,源于梵文文学 ,其借鉴是不自觉的。对唐代文学的借鉴是自觉的 ,存在宏观借鉴、材料借鉴和特殊事物借鉴三种情况。作者间接地受到了拉丁语文学的影响 ,表现在叙事手法的流动性、思维的飞跃性和博闻广记的描写方式上。该书与日本文学的双向互动至为明显。《镜花缘》是世界文学交叉互动的产物 ,既是源又是流     

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

白族历史上火葬之风十分盛行,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火葬墓遗址。在现存的火葬墓地中保存有大量的梵文碑刻,其时代从大理国后期至明代中期,这些碑刻是我们今天研究南诏大理国乃至元明时期白族密宗和白族丧葬文化的重要材料。在现存的梵文碑中大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碑,这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藏文字母起源的再思考

有关藏文字母的起源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学者们从有限的资料出发，提出了种种假说。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到，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新材料的发现以外，从字体学、语音学、语法学等角度对藏文字母进行综合考量，是今后研究的热点与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