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简讯

福州设立首家台胞权益保障检察官工作室2019年12月11日,为创新台胞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完善司法保障,更好维护台胞合法权益,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会同福州市台港澳办,在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中心举行设立首家“台胞权益保障检察官工作室”揭牌仪式,并举行在榕台胞n企代表座谈会,听取台胞台企对检察环节各项工作特别是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建议,了解台胞台企的司法诉求和期盼,并围绕加强检察机关与台港澳办工作衔接、拓展服务台胞台企渠道等主题开展交流探讨。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论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以新一轮检察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为视角

我国检察体系奉行检察一体原则,在法律定位下检察权运行的主体为人民检察院,但在检察实践中检察权具体运行却是由检察官来完成。立法与实践的悖反,使得检察官独立运行检察权成为当下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域外检察权运行机制的考察,发现我国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中存在着检察一体机制的不利制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不当干预和检察官职务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笔者拟对这些现存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出适合我国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正确路径。     

以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检察权与行政权是我国宪法结构中两种重要的国家权力。检察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机关干涉;行政权行使执行法律的权力,具有辅助性与从属性。两种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按照程序分别行使,在特定事项的处理中相互配合,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决定两种权力分工、监督与配合关系的基础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之差异、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目的在于完成宪法任务,维护正义,保障人权。应在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分析前提下,深化对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的认识,为实践中两种权力合乎宪法目的运行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本刊编辑部认为,完善和发展行政检察制度,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检察的内涵,适时制定行政检察法,明确行政检察的基本原则,适度拓展行政检察范围,合理选择行政检察方式,以及加强行政检察队伍建设。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行政权和检察权关系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本着倡导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     

共同富裕视角下同工同酬法律保障研究

在共同富裕视角下,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首要前提是保障同工同酬,但同工同酬规则在劳资纠纷中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共同富裕视角下保障同工同酬的困境包括,劳动报酬差异困境、同工同酬认定困境,以及行政部门的监管困境。关于同工同酬权利保障的法律困境之原因,存在劳动报酬与劳动身份挂钩,司法适用中存在争议,规则运行中部门监管无力等三方面原因。这需要构建“劳动监察-审计-行政检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以平等就业为核心构建劳动监察制度,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审计制度,以行政检察监督为核心完善程序机制。     

检察管理战略及适用

检察管理改革是一项战略活动和系统工程。当前检察管理研究缺乏深入性和全局性是检察管理改革难以付诸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成熟的企业管理战略给检察管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检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宏观的视域。     

认定玩忽职守罪中"重大损失"的两点思考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下简称"重大损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构成玩忽职守罪的必备要素之一.因此,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对如何认定玩忽职守罪中的"重大损失"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研讨,在司法实务中对诸多问题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和具有操作性的司法惯例,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如何认定玩忽职守罪中的"重大损失"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尽管如此,对于一些理论见解和司法实务上的通行做法是否妥当,仍有可议之处.下面对有关"重大损失"认定中的两个问题略抒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