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机制对融资期限结构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两大方面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融资期限结构的具体影响,认为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经营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三个变量与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呈负相关关系,董事会独立性和激励机制两个变量与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固定资产越多、缴纳税收越多、利润越高意味着企业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企业融资越倾向于长期资本.     

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实证

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督,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设计与实施效果有着重要影响.文章以2012-2014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治理特征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与会议次数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无关;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董事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董事长与CEO二职合一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信息、弹性与治理：弹性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文章通过对弹性化政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剖析了政府弹性化改革的内涵及其途径,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弹性化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结合中国目前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弹性化政府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

城市街居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界面之一,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系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与架构,它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善治”的重要生长点。但目前我国街居体制中存在街道办“实体化”、失衡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内源性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改革路径之一是构建街居之间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在资金、人员、决策以及绩效评价这四个方面赋予社区足够的独立自主权。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处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的增加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信访量不断攀升,人们的信访行为不断升级,形成了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文章以地方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信访洪峰”形成的背景原因和民众诉求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信访制度承栽的弥合功能和作用。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

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运行不断完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政府的工作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法律法规的规范力处在较低层次上,社会成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需求的现实满足程度还偏低。实现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必须把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等充分激活,让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充分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