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悼祭类韵文中的楚辞体语气助词“兮”

“兮”是《楚辞》用得最普遍最有规则的虚词。从《楚辞》到当下汨罗的悼祭类韵文,“兮”的句法位置由位于上小句末、下小句末、句中三类演变到只能位于下小句末和句中两类,分布越来越不规则,语法意义越来越单一,正处于不断萎缩乃至消亡状态中。汨罗悼祭类韵文的“兮”是地域传统民俗文化的“镜子”．是珍贵的语言化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文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于6月13日至16日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15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74篇,论文提要16篇,内容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等七个分枝学科。     

楚辞研究前景的展望

目前的楚辞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二,如果有必要,则应当如何去做?在我看来,楚辞永远都有着研究的价值,这既是因为研究中还有些未能解决或者解决得并不完满的问题;也是因为楚辞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精典作品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转变,关于它的研究也会不断继续下去.至于将来的研究,则既要注意出土的材料,注意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又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并有一个好的学风;同时,研究队伍要形成一个创新、综合、普及互相协调的合理机制.     

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游国恩先生的研究就是代表之一.游国恩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又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因而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论《庄子》与《楚辞》中渔父形象异同之处

《庄子》和《楚辞》是两部先秦时期经典著作,各有一篇名为《渔父》的文章,两篇文章中渔父的形象有异有同:有着相似的外在形象而又扮演着不完全一致的角色。渔父形象的构造各有千秋,同时也奠定了渔父于中国文学史上的睿智洒脱的形象特点。对比两部著作中的渔父篇,总结了二者渔父形象的异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