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实是方针指引下，重新评价陈独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史学工作者努力下，对陈独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先后发表过《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评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两篇文章，这篇《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力图从他的著述言行，以及翔实资料，还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应有的地位。     

市民文明素质评价研究——以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的评价为例

市民文明素质是民族文明素质的主导和标志，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是民族文明素质提升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对国内外有关人的素质研究的借鉴为基础，在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视域中揭示市民素质“文明”的本质：即市民的文明素质不仅是市民个体的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而且是市民在城市“公共领域”活动和交往时所体现的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意识、公共素养。本文在探讨市民文明素质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构建市民文明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方法以及评价体系模型，并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开展评价，创新了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沿海经济发达区种植业集约度评价研究

评价区域种植业集约化程度,对于研究区域种植业持续健康发展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采用种植业集约度评价种植业投入产出总体集约化程度,采用指数和法评价区域种植业集约度。以山东省寿光市为研究区,选取确定了11个评价指标及其评分分级标准和权重,评价结果表明:寿光市经过24年(1980-2004)的时间,种植业集约度大幅度提高,集约度指数由1980年的46.9上升到2004年的87.3,增长幅度为86.1%,集约度指数等级由6级提高到1级。2004年寿光市种植业集约度明显高于全国和山东省平均水平,集约度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3%,高出3个等级;高于山东省平均水平8.8%,高出1个等级。     

民众评价视野中的标语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的“广告时代”已经降临，“标语时代”逐渐淡化，标语的生存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标语的权威评价功能逐渐弱化，标语的民众评价功能逐渐增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制和人本思想的进步，为新标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政治类标语日渐减少，公益类标语日渐增多，个性化标语日益突出。标语本产生于民间，是草根阶层表达意愿、传达信息、广而告之的工具。标语产生于民间，也应该回归民间。     

略论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

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对幼儿来说,将终身受益,古人日:"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是我们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之一,是健全人格的重要构成,是人之所以立足社会,发挥潜能的基础.     

现代教育技术与大学英语教学整合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当前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建构一种既能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结构。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新的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建立以培养学生自主化研究性学习能力为中心，以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目的立体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以培养综合实用能力为主，重在听说、阅读理解。主要体现在：个性化、非定时性、多地点性、实用性、文化性、趣味性、可操练性等等。主要目的是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随着教育部组织实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参加试点的院校不同程度地创设了基于网络和多媒体的英语教学环境。     

基于SAP的区域PRED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与诊断

本文基于SAP(集对理论),分析了PRED系统指标的反馈响应与对立变换,定义了PRED系统指标的动态集、标准动态集、协调发展集对及其基集、联系数测量方法。提出基于信息熵的指标赋权方法与联系数法PRED系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以泉州市PRED系统协调发展的诊断性评价为实例,说明方法的应用。     

模糊AHP模型在商业银行全面质量管理综合评价中的应用

文章在对商业银行的全面质量管理作了初步研究之后,提出拟用模糊AHP模型建立其全面质量管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动态地对全面质量管理的效度进行评测。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资产服务质量、增强竞争实力有一定辅助价值。     

第二语言习得与语言输入的探讨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及第二语言习得角度出发 ,探讨了语言输入与学生综合语言技能培养的关系。从Schmidt的“注意”原则出发 ,提出国内大学阶段 EFL 教学应将传统语法、词汇教学理念与交际理念相结合 ,通过大量、易懂、适合学生语言水平的语言输入来提高学生综合语言技能     

全球化:普遍制度文明与主体实践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全球性普遍制度文明的发展与转换。制度文明及其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全球性制度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主体普遍交往中的冲突、相融、创新、转换是其发展方式。普遍制度文明对于各发展主体的具体制度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进其发展,也可能导致其衰亡。普遍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球制度的一元化。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的合理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须选择。参与制订全球交往规则的根本前提是加快发展,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