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权利与权力的问题——对基层税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国家、地方政权组织(这里指县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三方从自身的策略和关注出发来“建构着自己主权”的行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竞争关系上,来关注基层政府的税费政策和税费征缴行为。认为,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退出对地方公共资源的垄断经营地位,消除各种垄断权力,保护个人的经济机会和交易权利,促进单个的经济行动者成长,应该成为理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保证基层社会长治久安的发展方向。     

基层清单治理的价值证成与适配异步

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和权力实践。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浪潮”中兴起的一项重要工具,能够帮助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之间的治理关系边界,为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单元供给了“可视化”“精细化”“联合化”“共治化”四大价值证成。同时,清单治理也遭遇了“泛技术化”适配困境：形式化、内卷化、碎片化、越界化。因此,如何完善清单制,让更为科学规范的技术治理适配上多元的基层治理场景,使技术治理可以继续透视、引导、重构、平衡社会转型中的各方治理力量。     

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探讨了企业从社会网络的脱生过程。对珠三角企业家的访谈表明,创建企业需要的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三项资源均来自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作者提出市场—网络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以解释上述过程,并用83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对该模型的研究假设作了实证检验。     

黑社会组织模式、行为及司法化的认识与处置

黑社会的犯罪模式依附于组织模式。目前在立法层面上只将其作为组织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使对该类犯罪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显现立法的缺损,犯罪的危害性得不到清晰的描述。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黑社会组织的模式和犯罪行为早已发生了变化。坚持传统标准,对我国目前仍处于滋生发展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犯罪模式的确定显然是不利的,只会束缚我们对当今中国发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的认识,给立法设定更多的障碍,延误对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打击的及时和准确,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     

社会工作介入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大数据视角

预防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难题。利用大数据，改进传统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的方法来应对邻避效应，帮助社区居民缓解对环境污染的抗争情绪，建立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与路径。社会工作扎根于社区，搭建社区线下数据平台和网络线上数据平台，收集、分析、预判社区居民对环境污染事件的态度、行为反应，挖掘社区舆情信息，捕捉居民心理状态，为服务对象开展点对点的情绪疏导、困难帮扶、社区反馈、微治理、网络社会工作等专业服务，制定精准关顾策略，达到预防目标。     

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俨然已成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水平仍然较低,存在着诸如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低下,缺乏相应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公民在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水平变得不可或缺。     

用地冲突,还是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认知与治理的演进脉络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邻避问题日渐突出,成为现代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挑战。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对邻避问题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邻避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外在表现为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土地用途上的冲突与对抗,其本质是复杂而系统的公共性危机。邻避问题的治理模式可划分为三类:立足于政府权力的DAD模式、基于市场交易的BCB模式以及以大众为中心的CPC模式。当前,CPC模式被公认为是更有可能推动问题解决的路径选择。     

搭平台,促凝聚,求发展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长如星星之火,经历了9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遍布华夏大地。五四运动至今,一代代优秀青年为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光荣的中国共青团,经历了多年艰难与曲折的道路,跟着中国共产党,跟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一路走来。它是我们国家成长的见证,更是党的命脉所在。     

国际组织：世界动荡的一个可能祸源——以联合国难民署对罗兴雅人变质的“自愿遣返”为例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西方理论界的崛起及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概念的深入发展,作为支撑制度和平与充当治理媒介的国际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益发凸显。但是国际组织并非总是和平缔造者。从外部变量看,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要遭受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国家主权属性的严酷拷问;更为重要的,从内部因素看,国际组织,尤其是大型官方组织,不断扩展的权威与能力会使得专业性的官僚化执行团队走向法律和道义的背离。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伊斯兰大国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和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生的战略依托,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汇与合作机制基础。中国应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在现有机制之外开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机制,结合各自优势与需求重点从一个区域、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