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背后的李鸿章

<正>转眼之间,距离那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李鸿章的认识也越来越脸谱化了。李鸿章一辈子主要干了三件事——做官、办洋务、搞外交,这也是认识李鸿章的三个视角。这三个视角给李鸿章形成了三张脸谱。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中的印度决策与印巴关系

喀什米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似乎已被永久性地固定在印巴关系中间。虽然国际社会旨在建立两国之间的和平进程的和平对话一直在努力推进着,然而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被长期锁定在一个敌对的关系中,这是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矛盾。两国领导人继续努力推动印巴关系的持续回暖,这将有助于整个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同时由于中国在南亚地区存在着重要的战略支点,这也将有助于实现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     

从“利益交换”到“利益平衡”——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理念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利益交换的缔约理念不能适应中国身份出现混同的情形。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基础。所谓利益平衡即以投资者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将投资者私有财产限制在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和东道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     

晋商在聂业茶始末（上）

（一）清代初期,山西祁县、太谷商人史太学、王和卿等3人,参加康熙在＂准噶尔＂平叛行动,目睹北方游牧民族对茶叶的嗜好和需求,萌发了在北方业茶的想法。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并在中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建成了以茶叶为主的商品交易市场（中方称买卖城）。之后，一批能吃苦耐劳、不畏艰辛的晋商，便进入福建武夷山区办茶，然后把制造好的以茶砖为主的茶叶，运到“恰克图”市场交易，获利颇丰。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分析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因素为切入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中国与东盟应当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排除政治分歧，减少各种对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和干扰的因素，共建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全面完善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内容；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有效实施；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机构，制定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建议。     

国际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

最惠国待遇是国际投资中最为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因为这一制度具有多边化传导功能,而且可以保证东道国境内所有外国投资者的平等地位,保证外国投资者享受非歧视待遇。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及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发展,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也出现了某些新问题和新动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非政府组织参与南极国际治理的地位与作用

以南极条约体系为核心的南极国际治理模式被视为当今国际合作的典范,其中非政府组织是这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关键力量。经过六十余年的演变,参与南极事务的主要非政府组织逐渐获得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委员会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三个机制的参会权与建议权,并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立法和法律实施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立法层面,非政府组织从协助者转变为立法进程的推动者和立法方向的引导者;在法律实施层面,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监督功能,部分非政府组织还承担了必要的管理职能。随着南极国际治理领域逐步扩大,非政府组织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中国应注重厘清非政府组织作为南极国际治理重要参与者的权利与功能,关注其利益与立场,在兼顾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加强与关键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实现中国南极话语权的稳步提升。     

欧盟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的嬗变——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

欧盟的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经历了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布鲁塞尔条例Ⅱ》和《布鲁塞尔条例Ⅱa》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欧盟所确立的直接国际管辖权制度从一般民商事领域延伸至特殊民商事领域,并以多种连结点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而且,管辖权规则在立法形式上实现了由公约向条例的转变,强化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     

论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问题,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已形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来看,现阶段关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它已获得软法的地位,但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尽管如此,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对欠缺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一项标准。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具有国际标准的内涵,更具备一项标准应当具备的构成要素,即风险评估、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科学研究的继续和制度的适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