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架划界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挑战

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建立了大陆架制度,要求沿海国应在批准《公约》生效十年内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划定。目前,澳大利亚、挪威、阿根廷和英国等国在提交各国大陆架划界案时,先后对南纬60°以南地区的外大陆架提出了主张要求。自《南极条约》1961年生效以来,南极地区(即60°S以南地区)一直处于以《南极条约》为核心的南极条约体系的约束之下。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个涉及国际南极事务众多方面的系统,对于维护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解读南极洲领土主张七国提交的大陆架划界案和有关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跟踪研究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的有关南极地区的划界案案例,分析了沿海国在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主张对南极条约体系法律地位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挑战。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战后美国与《罗马条约》--试析欧共体时期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态度

战后美国在推行“全球战略”和“欧洲中心战略”的进程中,奉行积极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十分关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每一重要时期。就欧洲自身的发展历程看,从舒曼计划的启动到《罗马条约》的签订建立欧共体(EC),这都标志着一体化进入了重要发展期,美国都给予密切关注。本文着重述评美国50年代后期始,在推行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基本的政策态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平衡、条约及其议定书的实施与效力范围、成员国的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权限等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在进一步扩大条约约束力、增强机构核查的权威性、倡导多边合作、避免使用武力等方面做出努力。     

投资准入自由化与投资措施的国际管制

传统的投资条约一般将投资准入的决定权保留给东道国。为限制外资进入或引导外资进入的部门和领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投资措施,使得投资措施成为关涉投资准入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晚近各国自由化性质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立法趋势,也昭示着各国自由实施投资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投资条约中准入自由条款和废除投资措施条款的不断出现,要求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关涉到各国如何在适当保护东道国主权和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根本问题,应当引起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利益拒绝”条款研究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利益拒绝”条款的目的在于确保投资条约不被第三国投资者控制的所谓“邮箱公司”所利用.近年来该条款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争议较大的条款之一.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具有模糊性,而其到底针对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如何具体实施该条款以及该条款的实施是否具有溯及力都具有较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一方面由于不同条约的具体表述不同,因此仍需要进行个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案例尚不十分丰富,因此某些仲裁庭也不能给出十分准确解释.因此,对于该条款的研究有助于日后相关条约的立法,也有利于仲裁员正确理解该条款.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南极资源的法律研究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社会对丰富、独特且具有重大经济战略意义的南极资源展开了新一轮的国际纷争。南极条约冻结了南极的领土主权,考虑到南极及其资源的法律属性的特殊内涵是建立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基础上的,以及南极现有管理体制的缺陷,建议应扩大适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根据南极条约体系中始终贯穿的养护南极资源、保护南极环境、维持南极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我国在南极问题上的战略选择和发展路径:对内促进我国有关南极的政策立法与国际接轨、加大资金技术的支持、加强南极科学和法学领域的研究;对外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共创和谐的国际环境和南极环境。。     

美国南极洲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承认他国主权要求的南极政策,逐渐转向索求领土主权。但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参与南极洲的考察活动,并建立大批考察站。受到苏联因素的牵制,美国最终停止主权要求(并未放弃),转而召集南极会议,推动南极中立化。概而言之,苏联在美国的南极政策中发挥了有力的平衡作用。     

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兼对“砂川事件“的透视

根据《日本国宪法》第９８条第２款的规定,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明确。但在“砂川事件”中,日本最高法院认定对国家存亡有着重要影响的高度的政治性条约是否违宪的审查,司法机关要受政府和议会的制约,这使政府和议会的立场具有了权威性。而日本政府认为与国家安危相关的条约有高于宪法的效力,其他条约的效力则低于宪法,但高于一般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