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与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取得

鸦片战争以前 ,英国便企图以国内立法并采取各种手段获取在华治外法权 ,但均未成功。鸦片战争后 ,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最终通过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 ,以解决所谓的通商善后问题的方式攫夺了此项非法特权 ,首开了外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恶例。     

大清总理的劳碌相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王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正式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面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20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     

美国南极洲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承认他国主权要求的南极政策,逐渐转向索求领土主权。但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参与南极洲的考察活动,并建立大批考察站。受到苏联因素的牵制,美国最终停止主权要求(并未放弃),转而召集南极会议,推动南极中立化。概而言之,苏联在美国的南极政策中发挥了有力的平衡作用。     

欧盟贸易环境政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启示

在中国加入世贸、面临《京都议定书》后续谈判以及准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键时刻，试图通过对欧盟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得失分析，寻找中国新世纪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崭新方向通过区域安排实现对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冲突的协调，并进而对今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制度的建立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的两个重大变化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那力在《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了“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文。文章论述了在国际环境损害问题上追究国家责任的不实际与不可行，使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私法化趋势。他认为，这一趋势在法律上（主要体现在国际条约中）已经存在多年，但是由于国际法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囿于传统的法律模式和思维方法，对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的法律阐释和编纂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试析《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生命力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3年来,中俄关系在这个新世纪两国关系发展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顺利前行,各领域合作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俄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两国政界、学界赞声一片。本文通过对中俄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剖析,探寻中俄关系健康发展的源动力,试析《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生命力。     

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由来及其演变

作为台湾岛附属岛屿的钓鱼列岛,中国因首先发现、命名和利用而取得原始权利。日本明治维新后,非法吞并琉球建立冲绳县,并在甲午战争战局已定时,暗中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县管辖。《马关条约》是日本取得钓鱼岛主权的唯一法律依据。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战后钓鱼岛在法理上已经回归中国。但美国凭借片面的《旧金山和约》托管琉球并擅自将托管范围扩大到钓鱼岛,又于1971年将钓鱼岛施政权移交给日本。虽然中国声明不承认美日对于钓鱼岛的处置,但考虑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强调中日双方可以将问题暂时搁置。近年日本荒诞购岛致使钓鱼岛问题全面升级,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应对措施。目前,该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相关法律问题

外层空间活动增多,空间环境日益恶劣,但却欠缺相应的国际国内空间法律。基于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流程,提出中国作为移除任务责任主体应遵循法律约束,他国作为行为主体造成中国卫星损害时可采取法律保护。初步构想中国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法律机制,针对移除飞行器方案设计阶段和飞行试验阶段,分别制定风险评估、许可登记、监测预警、应急机制以及赔偿处罚制度。结合中国航天技术领域发展现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空间碎片减缓标准及政策法律机制建设。     

乙未津沽海啸与《马关条约》的批准

《马关条约》草签后,面对日本贪婪的割地赔款要求,中国朝野震动,一片反对声浪,纷纷要求拒签再战。迫于情势,清政府随即在津沽沿海部署重兵欲做抵抗。然而,四月上旬一场突发的海啸,不仅摧毁了清军的防御阵地,也使怯懦的清政府试图最后侥幸一搏的希望归于破灭,光绪帝只得批准《马关条约》。     

投资准入自由化与投资措施的国际管制

传统的投资条约一般将投资准入的决定权保留给东道国。为限制外资进入或引导外资进入的部门和领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投资措施,使得投资措施成为关涉投资准入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晚近各国自由化性质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立法趋势,也昭示着各国自由实施投资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投资条约中准入自由条款和废除投资措施条款的不断出现,要求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关涉到各国如何在适当保护东道国主权和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根本问题,应当引起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