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礼教与共同体意识——试论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

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德治与礼教,他主张“耀德而不观兵”的治理思想,反对滥用武力,主张推行修德、利民和文教的治理策略。在礼治天下的问题上,他主张依照先王所定下的礼制制度来构造依礼和谐的天下秩序。祭公谋父的政治思想中蕴含了共同体意识,他将天下看成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差序格局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和平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价值,亲亲尊尊是保证秩序稳定的伦理和政治原则,而尊重传统、尊重礼制的普遍共识,对于解决共同体成员的分歧来说不可或缺。     

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

清末民初,合族思想的勃兴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二者在急速变革的历史文化场域之中同频共振、互为依凭。以合族思想为镜,可照见文学中国家形象的隐喻及指归;从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出发,则可透视合族思想的进阶之旅。双重镜像互见之下,合族思想的曲折演变与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共同构成了颇具意味的复杂纠葛和历史面相,揭橥了清末民初文学中隐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轨迹。     

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正>十六国北朝的正统建构,突破了王权在种族血统上的藩篱,推动了汉人天下中国观的第一次调整,打开了汉人接受非汉政权的突破口;他们自居“中国”,促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中华”名号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实现统一作为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动“大一统”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期待;他们自认华夏,确立了以华夷观为中心的民族观,在承认夷夏之别基础上推进柔和夷夏、混同一家的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融合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或族群。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历史基础——以明清广西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演变为中心的探讨

在明清不断加强对内在边疆治理的背景下,广西很多瑶壮族群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系统,通过编户入籍,瑶壮族群由“生蛮”转变为熟瑶、熟壮,并在赋役制度方面逐步与民户趋于一致。又因文教普及政策的推行,瑶壮族群风俗、习性随之改变;加之瑶壮族群中通过就学、应试,走传统中国社会通过科举晋升道路而被授予精英地位的人不断涌现,因而这些编入户籍、赋役与民趋同,且接受文教熏陶的瑶壮族群逐渐被视为“与民无异”。最后,通过人口统计和汇总制度,那些被官方视为“向化”的瑶壮族群被统计和汇总为民户的人口数据,由此实现了官方对瑶壮族群由“熟户”向“民户”转变的制度确认。概言之,瑶壮族群从“生蛮”到“民户”的演变过程就是瑶壮族群逐步与民户一体化的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少数民族文物的征集：问题与对策——广西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系列研究论文之三

少数民族文物是实证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重要一环,是展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载体,是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重要物证,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看,当前广西仍存在县级博物馆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物的常态化搜集、市级以上博物馆缺乏征集古代民族文物的意识、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在征集过程中运用不充分、各级博物馆对民族文物的征集过于注重独特性等问题。因此,必须在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的同时,转变文物征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一是明确少数民族文物的时限与外延;二是坚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三是注重少数民族文物的共性与时代性,以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文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和作用。     

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与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创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今后一段时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其中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是民族地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深挖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论证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法理基础,探索民族地区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精准执行、监督检查等法治保障措施,推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道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及其责任探析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在治理中承担着参与的责任。公众的责任是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的统一。“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何责”阐明了公众的外在责任,即作为建言献策者、协商者、监督者承担着利益表达、参与协商、监督反馈的积极责任;“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如何尽责”指明了公众的内在责任,即有责并不一定尽责,尽责需要保持理性,依靠自身能动性以及道德自律。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正义观(下)

凯·尼尔森是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之一,也是西方"左翼"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这篇文章是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道德,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第四章的节选。这篇文章紧扣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哥达纲领批判》为基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正义观,不失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一篇较为本真的阐发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力作。这篇文章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思路,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消费主义：资本逻辑批判与合理张力应用

消费主义与正常的消费活动有本质区别,它是与资本全球化推进过程相适应的文化策略。资本逻辑通过符号差异体系,刺激大众消费欲望,驱动形成以追求快感为表征的大众文化,促使消费主义向日常生活领域全面渗透。消费主义突破生产限制,造成人的内部自然、外部自然以及社会关系的系统风险。树立消费正义理念,克服资本一味追求效率带来的弊端,保持消费主义的合理张力,有助于消除消费主义的负外部性,协调人与自然、与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