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nesses＇ Appearance in Court and Guarantees fo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Confrontation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刑法上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的正当性

公害犯罪出现以后,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面临困境。于是,建立在统计科学概率论基础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被引入刑法中。刑法上引入疫学因果关系具有正当性的科学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基础。     

同意的概念及其政治意蕴

在解释公民与国家的新型关系时,由于存在历史事实上的困难,诉诸“明确的同意”（overt consent）显然不那么成功,诉诸“默示的同意”（implied consent）似乎更合理。然而,问题在于,按照后者,要保证同意的效力,就必须以“自愿性”或者“意图性”为必要条件,可现实的情况却未必都是如此的,因为人们对政府的行为予以默认的理由有时是非常“工具性”的。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

道德与法律关系是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论争的焦点问题。在批判和吸纳众多思想家理论精髓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试图重塑道德与法律关系。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归根结底是为了论证正当的法律如何才有可能这一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围绕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理解,同时在实践层面彰显出来。遵循从功能和规范层面进而深入实践层面的脉络,本文探讨和梳理哈贝马斯如何重新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审视他对法律正当性问题的解决路向,进而评价其理论优势及理论缺失之所在。     

财富异化的历史正当性及其社会风险

财富异化不仅体现为财富分配的异化,还体现为创造财富的劳动主体的异化。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异化具有一定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在当代中国,由于私有经济的存在,由于全球范围内资本这一财富的“伪善形式”还在充当着现代社会生产的灵魂和能动主体,财富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必经炼狱。     

专利正当性：阿罗悖论的困境及其重释

知识是由不同层级的信息所构成。构成发明的知识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混合。隐性知识难以表达,也难于共享,并不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这使得传统上用以阐释专利正当性的“阿罗信息公开悖论”理论缺乏逻辑和实践的解释力,因而需要重释“阿罗悖论”。隐性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外化为显性知识,专利正当性在于激励发明人将隐性知识外化。它以专利文献为媒介而将隐性知识外化代码向公众公开,以排他权为手段来激励发明人承担隐性知识外化的成本,从而实现隐性知识的扩散（转移）。这表明,未能编码化的隐性知识不受专利保护。在公开充分性条件、普通技术人员标准、现有技术界定、实验例外等重要的专利制度方面,应该防止对专利权人的过分保护。     

西耶斯恶性循环的破解——阿伦特论费城制宪会议之正当性

费城制宪会议是决定美国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然而对费城制宪会议的正当性的质疑使其从召开伊始就遭遇到反联邦主义者的反对。文章首先试图厘清费城制宪会议之正当性问题的实质,指出美国制宪会议所遭遇的难题其实是一切开端性的制宪会议所必然遭遇的西耶斯恶性循环问题,然后尝试根据阿伦特的一些文本论述,梳理其对费城制宪会议之正当性的一种解读,并尝试提出权威是权力之异化的新理解。     

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

道路作为人为的物质形态,因附加了人的社会性而使其社会与文化内涵丰富。同样,当前的筑路狂潮与人文视角下的道路研究稀缺之间的现实矛盾决定了道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起道路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以黔滇驿道为例,探索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贵州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进而探讨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其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正当性的过程。另外,思想的启蒙与发展主义的助推是当前造路运动出现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而随之伴随的道路隐喻及现代性危险和不确定性特征在此过程中有所凸显,本文也借此对当前近乎神圣化的泛发展观进行一些梳理与反思。     

“情理法”的西方困境及其疗治初探——以《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为例

当代中国的法律面临"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源于近代法律变革对古代情理法统一模式的解构,以嫁接西方的法律文化成就中国法律蓝图。因而,借鉴西方经验以解决"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就非常必要。文章以意大利学者登特列夫用自然法解决法律实证主义所导致的"合情合理不合法"问题为例,探讨了西方自然法经验对于中国法律的当下意义。     

论物权的正当性与物权法定原则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黑格尔的意志说、庞德的社会学说、波斯纳的经济说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物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要正确全面理解物权正当性的内涵,应当从权利主体要求的有效性、权利来源的权威性、权利主体自由的重要性、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性、权利的道德性以及权利的效率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实现物权的正当性,应当将应然的物权法定化(正当化),物权法定原则对实现物权正当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物权法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物权正当化的进一步实现.我们应坚持物权法原则定的同时,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法,在法定物权不能满足正当性要求时,应当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