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正当性的基本构成

"正当性"一如"正义",是许多学科所共同关注却又难有定论的概念。从行政决策角度而言,正当性的构成应当至少包涵决策目的正当、决策程序正当与决策结果正当三个方面,这是一个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的评判标准。正当的行政决策表现为决策目标增进民利、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决策目的与归宿是为人民谋福利,故若对权利有所减损、义务有所增加时应合乎比例原则。正当的行政决策程序应当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等要素。正当的行政决策结果要求决策均衡各方的利益诉求,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以及建立必要的责任机制。     

论抽象危险犯理论研究中的若干认识误区

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行为犯存在着严格的区别,抽象危险犯的存在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中,究竟哪些是属于抽象危险犯,还存在着认识误区。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应当遵循如下原则:抽象危险犯是刑罚介入早期化的一种立法现象;抽象危险既是"公共危险",又是"间接的危险",其作用的对象并非犯罪对象。只要承认抽象危险犯的初始意义,就不宜主张通过"反证"的方式来收缩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     

从现象学到伦理学:致思社会舆论的两种范式

对社会舆论的“沉思”可有日常意识和现象学两种,前者极有可能起于经验、感知而止于议论;而后者则致力于把握社会舆论的“是其所是”,借助先验还原给出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本质还原”,其旨趣在于把握社会舆论的“真理”。除了将“真理”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借以显现出社会舆论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是“场域”思考。只有将现象学中无人称、无主体的社会舆论还原成具体场域中的“现象”,它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有机联结才能得到确证和澄明,从而为“归责”奠定基础。社会舆论伦理学本质上乃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正当性博弈,而伦理学就是要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接受舆论、改造舆论等行为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指明一种正当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可能的,并为此提供德性论和规范论建构理据。     

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扶持法治化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凝聚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共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要依托,产业发展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产业扶持的必要性是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具有双重价值,但其存在实现障碍。产业扶持法治化的机理在于契合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的法治属性、尊重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规律的法治化表达和顺应集体经济产业发展评价的科学性需要。产业扶持法治路径需从产业扶持法律原则着手,构建产业扶持法律关系主体及权属、产业扶持审查和评价、产业扶持程序、产业扶持救济和责任这四方面法律制度体系。     

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之评判——评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

制宪权是评判宪法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古典自然法学诉诸于人民制宪权而取得宪法正当性的评判。施米特的制宪权学说是运用社会实证主义方法,在批判人民制宪权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价值无涉的政治实体制宪权学说,在制宪权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施米特认为制宪权是现存政治实体对自身存在形式作出总决断的意志,宪法正当性在于其现实性。其学说关注宪法的现实正当性,拓展了我们对宪法正当性评判的视野和对制宪权认识的深度,但由于忽略价值正当性曾被法西斯利用,值得我们吸取教训。我们认为,制宪权是人民制宪权与政治实体制宪权的辩证统一,宪法的正当性与现实性不能相互割裂。     

论新时期我国法理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演进

新中国法理学三十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法学理论确立、法理学确立和法理学方法与立场三个时期。在法理学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利用法律、敬畏法律、质疑法律的立场,形成了外在视角、内在视角、超越视角三种研究视角,在法理学的视野中便有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法、作为规范体系的法、作为价值集合的法的划分,这种划分具有正当性,应当成为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种路径。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理解代表--关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分析

理解代表,核心是要说明代表的正当性与代表方式的合理性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化的演进中,人们所以选择代表的方式进行社会管理,是由公共权力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也是由公共权力的和平转移与运用以及现代社会规模过大等因素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代表观念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主权在民与公民权利成为代表正当性的依据,社会公众的同意与授权成为代表正当性的来源。代表观念的形成改变了政治的逻辑、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的关系。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代表是由社会公众意志的主观性、差异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在如何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方面,委托论与独立论、专职代表论与兼职代表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代表方式合理性的争论。     

宪政视野下的刑罚正当性

研究刑罚的正当性离不开权利和权力这两个法学核心范畴,研究刑罚正当性实际上就是研究刑罚权的正当性,就是探讨人们会把什么样的刑罚权让渡给国家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个人主义方法论探究个人的选择过程。从宪政的视角来看,＂报应论＂更适合作为刑罚的正当性基础。     

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英文)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